《日本沉没》改编于日本小说家小松左京出版于年的同名小说，当年这部小说一经问世，就引起了日本举国上下的轰动。
同年，日本东宝映画株式会社就将这部小说改编为同名电影上映，同名电影获得了“大约40亿日元的票房收入，观众累计达万人次，再次引发了日本社会对这部小说的热议。
事实上，年再次翻拍的日本电影《日本沉没》，相较于年的旧版，这部重拍的大型灾难电影声势更加浩大，情节更加惊心动魄，角色更加鲜明突出，节奏也更加紧张急促，为日本灾难电影序列打造了新时代的高峰。
这部影片的题材能在日本社会引发三十多年的热议，是因为它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日本民族的精神内核，使真实的日本浮出了海面。
这部影片将日本人的爱国心态体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反映出日本人所具有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复杂的爱国情绪、超前的科普意识、舍生取义的团队精神等复杂的民族性。赏析电影《日本沉没》背后的主题，导演究竟想表达什么？
在电影中，叙事视点交代了大量的灾难信息，描绘了一幅相当完整的自然灾难图景。多次重叠的视点交织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灾难图景空间。
纵观世界灾难电影，几乎只有日本能够毫不留情地拍摄出这样一部直接将本国领土瓦解的电影。在电影中，日本国民自知“国将不国”，留给自己的道路只剩下逃往邻国避难或是原地坐以待毙的极端情境。
将灾难电影设置为如此极端的场面，反映出的正是日本文化中相当复杂的民族认同问题。日本文化根植于中国，他们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并逐步演变成自己的武士道文化。
和地缘辽阔的中国不同，日本自本民族意识觉醒以来，一直生活在东亚角落的岛屿之中。
他们天生地面对着自然生存环境所带来的巨大压力，领土狭长，资源匮乏，人口密集，同时常年饱受地震、火山和海啸等自然灾害的困扰。
在过往的历史中，他们长期受到中华民族的压制，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同时，又对中华民族始终抱有崇拜又嫉妒的心态。
尤其是在近代史中，对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发动侵略战争，最终也因两颗原子弹在本土的爆炸而狼狈落败。
二战战败给日本带去了沉重的打击，对二战结束后的惨败记忆时刻提醒着他们对日本民族未来发展前景的深刻担忧。
这种忧患意识“始终伴随着日本文化的演变，深深地烙印在日本人的文化内核之中”。
对于《日本沉没》这部影片而言，它超越了普通灾难电影以奇观化的视觉表达为主的审美趣味。虽然灾难场面同样频发，画面效果同样惊人，却并不以此来取悦观众的眼球，达到减压和娱乐的效果。
相反的是，它把灾难电影中作为附属教化作用的警示因素加以扩大，迎合了日本观众集体潜意识中的观影心理——他们对国家和民族存在的警惕和担忧，强烈地折射出了日本人对自己未来命运的终极忧患危机感。
这种来自于物质现实和历史遗留的压力造就了日本民族十分矛盾的心理，他们同时推崇个人英雄主义和团队精神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方面。
在《日本沉没》中，最终靠故事主人公小野寺驾驶着注定有去无回的潜水艇完成爆破任务，才拯救了日本列岛，以个人的牺牲换得了集体的幸存。
但这样的牺牲却与《流浪地球》中，宇航员刘培强的牺牲有绝然不同的文化意义，小野寺最初打算逃离日本，独自生活下去。
他下定决心去牺牲自己，是在女友阿部的影响下，出于一种武士道中殉道的精神去完成拯救任务的，他可以说是在个人荣誉感和集体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之间做出了行为取舍。
而刘培强的牺牲，则是在他意识到自己能够拯救地球的一瞬间，就做出了决定，他的牺牲更多的来自于对儿子刘启深沉的爱和对祖国无限的眷恋，有深刻的家国情怀。
中国传统文化中“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合力挽民族存亡于狂澜、扶大厦于将倾”的精神，在日本民族文化中也有所体现。
但同样面对集体毁灭的“世界末日”式的灾难时，两国电影的叙事者却在无形之中展示出了截然不同的文化态度和审美意味。
和一般的灾难电影一样，《日本沉没》也同样展现出了幻想之中灾难电影的国家行为，在这部影片中，灾难发生前后，日本总共换了三次领导人。
灾难伊始，在地质学家田所介雄的警示下，首相山本尚之尽管将信将疑，但仍然组织开展应对紧急状态的“D-1”计划，并在乘坐飞机前往邻国的路上遭遇火山喷发遇难。
第二任领导人上台后，凭借八面玲珑的手段，以运送大量日本文物的方式讨好美国，对广大死伤无数的民众不管不问。
直到田所介雄想到拯救国家的办法，由小野寺解除危机，负责全权处理日本沉没的工作的危机管理大臣鹰神纱织才正式被任命为日本首相。
灾难电影中，官方的缺位和失责是常见表现的对象，从灾难前的不屑一顾，到灾难中对私利的尔虞我诈。几乎所有灾难片中，拯救万民于水火的都是科学家、消防员、*人这样的小角色。
在《日本沉没》中，真正心系民众的只有最后的首相鹰神纱织一个角色，对于日本人而言，他们早已厌倦了官方不断更迭的*权和只在乎*绩的*客们。
同样是日本怪兽灾难电影，年，庵野秀明和樋口真嗣共同创作的《新哥斯拉》在时隔14年之后正式重启《哥斯拉》系列电影。
这部影片并不是一部简单意义上的科幻惊悚片,也并非单纯意义上的复刻“哥斯拉首部曲”。其本质是一部彻底的*治与社会讽刺的电影。
利用哥斯拉突袭东京造成的巨大灾难，透彻地反思了日本官方的腐朽无能,辛辣地讽刺了日本社会繁荣背后的重重危机。
这部影片和《日本沉没》一样，聚焦于日本官方的无能和怯懦，同样反映出了日本民族报忧不报喜的矛盾性格，在自尊和自卑的两个极端之间，他们既希望官方能够引领国家走向富强，又对包括日本官方在内的世界*局充满忌惮。
不管是层出不穷的灾难也好，还是惊悚哥斯拉这样的怪兽所带来的视觉恐怖体验也罢,日本灾难电影所突出强调的，庞杂、腐朽、懦弱、无能的日本官方对于突发性灾难事件的处理表现出的种种问题,才是日本灾难电影中最令观众，尤其是日本观众所恐惧的实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