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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这样的路？这个世界上的确不乏绝路上求生的人，但他们往往是因为没得选，一出生就在悬崖上，没有退路，只能向上走。可从任何角度看，退路一直摆在这些人面前。数不尽的物理专业人士在金融和IT行业取得成功，即便不转行，为什么不回到费米实验室，回到CERN，回到纯粹的物理学里，离开这个地下室？
他们用不同的方式给出了同一个答案——因为在这条路上，人不孤独。
文
李斐然
编辑｜槐杨
摄影｜尹夕远
抉择时刻
抉择是在星期天早上到来的。早上8点，王贻芳突然收到了很多新消息，大家提醒他去看一篇文章，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写的《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
那是年的9月。王贻芳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一个实验物理学家。文章里面提到的对撞机，就是他当时正在提案讨论的CEPC实验项目。这是一项高能物理领域的大科学实验，一旦建成，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粒子对撞机，成为粒子物理研究的前沿工具。但它造价高昂，建造周期长，难度也很大，所以一直存在反对意见。杨振宁发表于知识分子的文章代表了其中关键的反对意见，包括美国在建造大对撞机上有过失败前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建造大对撞机不能解决燃眉之急，也会挤压其他学科经费，等等。
王贻芳找周围的人商量，这个反对意见，要不要回应一下？
大部分人劝他别回复。王贻芳问娄辛丑的意见，娄是CEPC项目经理，高能粒子物理专家，参与过6个前沿物理实验，他还作为当事人，亲历了美国SSC对撞机项目的争议。他告诉王贻芳，你要是想回应也可以，那你要做好长期论战的准备。大部分人没太大兴趣听你说实验的复杂，大家只想知道一个简化的对错。
高原宁是CEPC的机构委员会主席，当时在清华大学高能物理研究中心当主任。他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永远乐观，常常说自己身上有东北人的野，山东人的犟，当院长的君子风范不总有，当土匪的勇气还是常在的。他虽然一开始也不同意，但是最后还是支持王贻芳公开回应，科学精神想在中国落地的话，这样的练习过程必不可少，公众也需要一个机会，参与到公共讨论之中。
那天从上午到下午，王贻芳写了一份字的回应，题为《中国今天应该建造大型对撞机》，逐条回应了反对意见，为什么美国SSC会失败，怎么做才能不去重蹈覆辙，经费具体是如何规划的，第二天公开发表了出来。
我这个人比较直接，我不愿意隐瞒自己的观点，无论对我有利的也好，对我无利的也好，我不愿意说假话。科学上这种事很多，这样也行，那样也行，没有办法说一定是这样才是对，那样就不对。遇到大家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可能有人觉得我为什么这么强硬，这么坚持，那我认为是我看清楚了这个结果，把道理想清楚了，这是个学术的问题。既然我已经看清楚，那当然我会坚持。王贻芳告诉《人物》。
王贻芳是一个强硬的人，所有人都这样说，他的反对者是这么想的，他的同事、朋友、学生也都这样认为。乍看上去，他的履历是一份强者选择的人生，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应届大学生，在南京大学读了分数最高的人才进得去的物理系，毕业后成为著名实验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亲自面试选拔的学生，作为最早一批物理专业留学生，跟随丁肇中做前沿实验，他在这个行业最顶尖的几个中心——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MIT、斯坦福大学—都工作过，最终回到中国，主持了我国在中微子领域最大的国际合作项目大亚湾中微子实验。
只有深入其中，才会发现稀疏出现的不自洽。很多关键抉择并不是他的决定，学核物理是学校分配的，参加丁肇中的面试是导师催他去的，即便到了CERN，他的研究方向多半是边缘课题，选择的理由是没有人做。他说，自己其实最不喜欢跟人打交道，现在天天跟人打交道，那是没办法，是为了科学目标。上大学的时候他担任过学生杂志主编，他说，当时是走在路上，有人拉他去参加知识竞赛，他不好意思拒绝，跟着去了，结果拿了奖，辅导员催他也得给系里做贡献，出一份杂志。我不是一个学生积极分子，都是阴差阳错，被逼无奈，被裹挟着往前走。他说你帮个忙吧，把这事做了，你说我怎么办，我也没法拒绝，也不好意思拒绝。
为什么不可以拒绝？你不是一个强硬的人吗？
可是我不是这样的人啊，他让做就做了呗，我不是一个自己非得怎么着的人。他回答时的表情，是解释争议挨骂的时候都没有出现过的为难。我不拒绝被裹挟，应该这么说，我也不能说我是随和，估计周围的人都不会这么认为，但是在很多事情上，至少我判断这事大问题没有的话，我可以随着大家走，跟着大潮流往前走，没问题。
后来的很多选择，都证明了这种强硬的反面。所有学生都说怕他，怕的是跟他讨论科学问题，一旦买房缺钱了都知道，找他帮忙一定借。他甚至包容了写文章攻击过他的人，对方后来有事求他，他也没拒绝。
一个只有物理领域内部的人才能察觉的矛盾是，高能物理实验是一个以10年为最小时间单位的学科，粒子物理实验的问题都非常复杂，要花一个10年研究准备，又一个10年建出来，再一个10年进行实验，至于有没有好结果，也许又要一个以10年为尺度的等待。一个实验物理学家一生常常只有机会做一两个大实验。王贻芳的学术兴趣在于中微子研究，他也已经完成了一个实验，赢得了声誉。建造CEPC这样的对撞机，给他自己带来的只有争议，他在上面做不了自己的实验，而且他今年已经58岁，等它能建出来，他也早就退休了。
争议当中围绕他的一个质疑在于动机，这个人如此坚持，图什么？然而，这个质疑应当指向一个更准确的命题——让一个不拒绝随波逐流的人，不顾反对，非要坚持到底的事，究竟是什么？
烈日之下
高原宁和王贻芳是同龄人，年代在CERN做实验的时候，他就认识了这个人。当时他觉得，王贻芳是一个跟自己相反的人。他所在的实验组自由散漫，老大是一个随和的诺奖得主，开会坐最后一排。而王贻芳在丁肇中的实验组，导师以强悍著称，那是实验物理世界定义了闻风丧胆的地方。王贻芳做过整个实验组唯一的学生组长，他的个子不高，脸上永远严肃，是出了名的强悍，跟同事争论争了一年也不退让，曾在组内都认定不可能的情况下，精确测量了陶轻子的极化。他是一个强悍的导师带出来的强悍的弟子。
直到后来回国共事才发现，王贻芳和自己一样，都是那种甲壳坚硬、内里柔软的贝类动物。
最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不是非得怎么着的人。高原宁是从牡丹江考上的北大物理系，年的大学生，但他到了北大最常做的事情是上课睡觉。一米九五的高个子，做事也大大咧咧，上课一睡觉就被揪出来。当时他的人生理想是过散散漫漫的生活，不想学英语，也不想出国，能在大学里呆着讲讲物理，找个舒服的地方窝着就行。
但是他们所在的年代，正处在理想主义的烈日之下。在餐厅吃饭的时候，学生在下面吃，台上站着人演讲，竞选区人大代表。高两级的师兄比他们大十几岁，是下过乡的一代人，常常教训他们，大学不是让你逛着玩的，不能辜负时代的责任。那时候有一种特别的使命感，认为中国应该改变，机会就在前面，就觉得我们不做大事，就对不起历史了。高原宁告诉《人物》。
我们这些人是经历过『文革』的，你自己看得到，我们从前途迷茫、理想跟现实有巨大的分裂，一直走到后来，走到改革开放，你发现自己跟国家的未来多多少少有点关系。我上大学体会的就是这种乐观和希望，学好了物理，对国家、对自己都是有用的，这种理想不需要任何人教。王贻芳说。
王贻芳被导师催着参加了丁肇中的面试，很快入选。而毕业时，高原宁本来想留校当老师，北大的导师把他赶了出去，你不能这样，你得去更前沿的地方。后来他去英国读博，好不容易在组里适应了，博士导师又把他赶走了，你不能再在这里呆下去了，你要去研究最好的物理。
在那个时候，最好的物理就是希格斯物理，被称为上帝粒子的希格斯粒子可以赋予其他基本粒子质量，是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的基石。CERN在年代提出建造大型强子对撞机LHC，寻找希格斯粒子，这是迄今世界上最大、能量最高的粒子对撞机。美国也提出了自己的对撞机提案SSC，两个对撞机方案几乎同时开始筹备研究。
年，王贻芳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攻读博士图源受访者
刚到丁肇中的实验组，导师把王贻芳安排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大学读博。在佛罗伦萨的公共汽车站，当时也在留学的雕塑家黄黑妮碰到了这个新来的年轻人。他说他来就是研究一下这个加速器是怎么回事，以后回国我们自己也做一个，非常简单，就这句话。这句话到现在都很有份量，整个看过来，特别清晰，就这句话。
那时候，CERN是整个高能物理的前沿阵地。娄辛丑也在同一时期到CERN学习，埋头做实验的时候，同事总跟他说，咱们喝咖啡去。后来才发现，在这里，喝咖啡是一种工作暗号。一说喝咖啡大家都带着本儿，边喝边聊问题，聊通了再回去，坐下来继续做事。另一个暗号是敲门，问题卡住的时候就敲门找人讨论，可以敲别的实验、别的专业、完全不认识的门，坐下来喝咖啡，一起想办法。那时候就感觉，哎呀，我的生活圈就像到了科学的共产主义一样。娄辛丑告诉《人物》。
这三个物理学同期生最终走出一条相似的人生轨迹——在共和国最迷茫的10年里长大，目睹了改变，选择了物理，成为第一代接受完整专业训练的科学家，花了十几年到科学前沿学习最好的物理，并最终把它带回中国，让它落地。
只不过，他们学到的第一条经验是，最好的物理其实跟自己没多大关系。
CERN是一个平等的科学共同体，但实验里的话语权是由科学经验决定的。没有做过很多实验，就没有发言权，很难参与核心。他们在国内从没做过高能实验，因为那时候国内的对撞机提案都还没通过。他们很难参与核心工作，能做的就是找自己能做的事情，边做边学习。
博士毕业那年，娄辛丑有两份工作机会，CERN给他一个位置，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也给他一个位置，他选择了后者。这份工作是一边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任教，一边就近参与SSC的实验。但是等他办好了手续，到学校赴职的时候，SSC项目已经流产了，起初一段时间他的工作就是分东西，实验不做了，剩下的仪器、设备、计算机拿出来，大家分一分。
这是第一份工作带来的经验：科学是会失败的。后来他也跟美国同事讨论，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沉默，这是一种太复杂的失败，所有错误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一起。政府让一个退休海军上将领导这个科学实验，不懂科学的外行领导浪费了大量的钱，让公众误以为大科学就是挥霍的无底洞，再叠加上两党政治的斗争，一届政府的项目，下一届政府竭力反对。科学、政府、公众之间相互怀疑，彼此误解，项目失败又产生了一种更广泛的误解，反对大科学成了一种正确。
然而，科学一旦失败，对一代人的打击是惨烈的。娄辛丑作为亲历者，去美国的大学里做报告，给他们展示照片，当初新研制的超导磁铁到现在还在那儿晾着，过了20年全生锈了。美国学生都掉泪了，这个事情没做成，对他们的打击是非常大的。美国科学家两代人的锐气都被打掉了，直到现在，不敢再提对撞机，没有勇气再在自己的国家做这个事儿了，都觉得出问题了。为实验挖的坑洞一直留在现场，去了华尔街的前SSC雇员出钱把它填上了，后来下雨又陷了下去。十几年以后，娄辛丑带着儿子女儿去找过实验遗址，找了好久也没找到。
也就是在这个密布着反对声的时候，丁肇中带着团队开始了他们的大科学实验，这就是后来的AMS实验。这是一个空间实验，由国际空间站搭载的AMS每90分钟绕行地球一周，筛查宇宙射线，寻找反物质、暗物质。最初的筹备小组只有十几个人，王贻芳是其中一员，参与实验设计。反对、困难、技术局限、没钱，这些SSC的难题也摆在他们的面前，但是丁肇中考虑的第一因素不是这些，他反复问自己，也问王贻芳同样的问题——30年以后，你的科学目标还有没有意义？你的预期科学成果还有没有意义？你发的文章还有人看吗？
我从他身上学到第一条就是，科学目标第一。因为经常有人想，我有多少钱、做多少事。先讨论钱，后讨论科学目标。丁肇中不一样，他首先就问，你的科学目标是什么？30年以后，你的科学还有没有意义？如果这个科学只在现在有意义，那你就不要做了。王贻芳说。
王贻芳在丁肇中身上看到了一个物理学家真正的样子，不是如何强悍，而是如何做决定。一个高能实验物理学家一生只能选一两个实验机会，选择的科学目标就意味着一个人的几十年、一代人的全部、一个国家的一次机会，这是一个沉重的路径选择，你要非常小心地把所有影响因素纳入考虑，钱的问题、人员问题、技术问题，做大量计算，又要非常坚定，摆脱短视的束缚。科学家是只能活一世的人，但物理学的实验一旦做成，会活到下一代人手里，活过下一个30年，所以一个实验物理学家需要坚持的不是眼前的得失，而是未来的正确。
在这个抉择过程中，反对并不是一个纳入考虑的因素。丁肇中在SSC引发的反对浪潮中，说服了国会接纳AMS实验。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爆炸后，送AMS升空的航天飞行一度取消，丁肇中游说国会投票批准，在航天飞机项目永久终止前，额外增加一个飞行任务，把它送上空间站。他最有名的一句话，是回应美国能源部对自己实验的反对，我拒绝你的拒绝。
其实，一个物理学家的强硬并不来自于他的个性，而是来自于他对于科学的判断，对未来的理解，对真理的信念。
王贻芳（右一）与导师和丁肇中及丁肇中夫人图源受访者
现实感
33岁那一年，王贻芳做出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强硬决定，向合作了11年的导师请辞，去研究中微子。他先去了斯坦福大学，后来回国，主导中微子实验。
这是当时谁都不同意的选择。辞职的时候，丁肇中不同意，回国的时候，妻子也反对。当时的中微子是边缘课题，去大学做讲座只会有几个人来听，远没有留在丁肇中的实验组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