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白癜风医院微博 https://baike.baidu.com/item/北京中科白癜风医院/9728824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国民党在美国通过“交朋友”，来争取美援的活动最早始于年左右。当时宋子文等人在美国政界及有影响人士中交了一大批“朋友”，这些人在美国积极宣传援蒋抗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反对美国卖武器给日本，后来又力主《租借法》也适用于中国。
总的说来，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活动起的作用是积极的，有的美国人称之为“好的游说团”。到抗战后期，适应蒋介石集团日益积极反共的需要，这种“交朋友”的活动内容则日益转向反对美国与中共建立联系，乃至争取美援来打内战。
例如，在“史迪威事件”中，孔祥熙在美国的活动就起了一定的作用。当时中国的天主教红衣主教于斌已经在美国散布所谓美国驻重庆使馆有“亲共分子”之说。年9月蒋本人给赫尔利写信，指责美国一些驻华外交官“亲共”。从那时起，蒋介石方面已经开始了利用美国内部矛盾的活动。
一、顾维钧出使美国
蒋介石于年6月底匆匆决定派顾维钧出任驻美大使，目的就是要他争取美国态度尽早明朗化，援助他打内战。顾维钧是中国知名的外交家，于清朝末年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博士学位，从袁世凯政府起就开始外交工作。到年，顾已有40余年的国际、国内的政治阅历，在美国已先后住过14年。他熟知美国人的心理、好恶、长处和弱点，在美国上层社会有广泛的联系，有相当的声望。蒋介石在发动内战的关键时刻选中这样一位人物任驻美大使，自有深意在焉。
和马歇尔希望司徒雷登对蒋介石产生影响一样，蒋介石显然也希望顾维钧能对美国政府的态度产生影响。
顾维钓整个在美的任务一言以蔽之，就是争取援助。除了通过正式外交途径与美国政府联系外，另外一条重要途径就是“游说活动”。在顾就任前见蒋介石的谈话中，蒋强调在美国做“宣传工作”，影响各界舆论的重要性。当时蒋认为美国天主教会对政策影响大，应多做这方面的工作，顾认为企业界也很重要。
他献策说，应该效仿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做法，派各行各业人士到美国，同对口各界的头面人物广交朋友，以施加影响，争取同情。通过这些人之口，说出自己想说的话，比本国政府印发宣传品，或发表声明，效果好得多。顾维钧自称他努力把工作做在前头，争取在一项政策决定之前对它施加影响。
他在国会、政府部门，以及有影响的社会各界都结交了一批朋友，这些人物既是顾了解情况的耳目，又是借以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的渠道；并且可以利用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国会和政府之间、政府各部门之间，以及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开展活动。
例如，美国国防部长助理格里菲思及其下属官员是顾的座上常客，经常向他透露国防部与国务院在援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又如某个政府部门内几个负责人对有关问题的不同立场、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研究对华政策的内情，国会秘密听证会上的有关情况，都有人及时向他通风报信。
他对美国政府官员和政界人士的脾性、特点了解颇深，善于在杯酒言欢之间探得正式谈话中所不能得到的重要动向。不过作为大使，顾的活动比较谨慎，多采取公开、合法的方式。他自己认为，广交朋友比出高价雇用代理人进行游说，或行贿收买更可靠、有效。
顾氏另一活动是到美国各地、各社会团体、大学、俱乐部等作演说，向新闻界发表谈话。他本人的英语流畅和口才为此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些活动次数之频繁是大使中少见的。
二、蒋介石的亲信
年冬，美国政府有准备“脱身”的迹象时，蒋介石方面的游说活动更加紧张地进行。此时又有美国意欲甩掉蒋，以及蒋“让位”于李宗仁等种种复杂情况，使蒋介石不仅要争取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而且要支持他本人。因此，他感到使馆及其他正式驻美机构已不足以达到这一目的，而且当时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激烈，他不完全放心。
年11月，蒋介石突然任命已经携全家在美定居的孔祥熙为蒋私人的“全权代表”，专门负责与美方谈援助事。此事使顾维钧处境为难。顾认为一国在他国不可有两个“全权代表”，于是提出愿把大使职位让给孔祥熙。后以美方不接受孔为“全权代表”，此事遂作罢。
接着，11月底宋美龄访美。宋在华盛顿活动了一个月，从美国政府方面无所获，于年初蒋介石宣布“引退”之后赴纽约住在孔祥熙私邸，直到年1月回台湾。在这一年中她主要是重新组织和部署游说活动。
在她主持下，差不多每星期召集一次“战略计划”会议，参加者多系蒋氏家族成员和亲信：宋子文(已携财产先到美国)、孔祥熙和他的两个儿子。
还有在美任职的陈之迈、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蒋廷黻、驻“远东委员会”代表李惟果和驻国际银行代表俞国华等人。当时在美国的胡适、于斌等也间或参加这类会议。这条线与大使馆是两个系统，因此顾维钧并不经常参加。
这部分活动详情鲜为人知，有时采取出巨资雇美国人或委托美国机构为之活动的办法。孔祥熙的次子，人称“少校”，时而以“空军驻美购料处”人员身份，时而以“驻联合国代表团团员”身份作掩护，取得外交豁免权，实则未在任何机构任职。他出手阔绰，行踪诡秘，专门负责跑腿付钱。宋美龄亲自过问这部分工作。例如有一名叫古德温的美国人曾两次受雇于陈之迈。
第二次以“中国新闻社”工作人员身份雇用古德温的决定由宋美龄作出，连聘书都是宋亲自修改的。
此外，蒋介石还不断以各种名义派人到美国进行临时性活动，例如，陈立夫、一些追随国民党的小党派头头和大学教授等。所谓“临时”访问，实则往往在美一住就是几个月。
国民党在美国的“院外”活动有一项主要内容，就是利用美国国内党派和人事矛盾，对现政府的对华政策施加压力。其宣传的主调是说国民党的失败应由美国杜鲁门政府，特别是国务院的政策负责。不仅如此，还具体干预美国内部人事。例如年夏，艾奇逊任命了一个由杰塞普主持的三人小组对中国及远东政策。宋美龄得知后，以其中二人未去过中国，不了解中国情况为由，提出另外两名她所属意的美国人，建议美方吸收参加这个小组。
这一建议一方面通过顾维钧侧面向国务院顾问杜勒斯提出，一方面宋本人向马歇尔提出，请马向艾奇逊转达。艾奇逊未予置理。诸如此类的事，使国务院人士颇为反感。因此，司徒雷登回国后，曾要其秘书向顾维钧转告，国务院人士“对蒋夫人所进行的，旨在争取美国国会和舆论反对国务院的地下活动颇为不满”。
年8月，《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表了一篇文章，揭露美国自抗战以来给予国民党政府的几十亿美元通过非法手段大量落入了“蒋委员长身边居高位的少数人”的私囊，而这些钱在年以后又大量流入美国，估计在30亿美元以上。当时民主党参议员曼斯菲尔德在国会提出要求调查这些流入美国的钱是否又用来进行游说活动，攻击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再争取通过新的援华法案，使这些人拿到更多钱。四他的建议并无下文。
三、院外援蒋集团
援蒋集团事实上并不是一个固定的集团，而是在美国国内外一批出于不同动机而积极鼓吹援蒋反共的人，有的只是在某一个具体问题上暂时加入此行列，自始至终顽固坚持的是少数核心人物。
威廉·蒲立德，年美苏建交后第一任美国驻苏大使。他早年为新闻记者，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为当时美国威尔逊政府派往苏联的两名记者之一，见过列宁。年调任驻法大使，在任期内力图缓和德法矛盾，促希特勒把矛头转向苏联，使其“两败俱伤”，未成功。
年德国占领法国后离任返美，以后未再出任公职，但是一直以“知名公民”身份进行政治活动。年他在驻苏大使任期内曾奉罗斯福之命访问过中国，见过蒋介石，对蒋产生好感。年应《时代一生活》杂志老板亨利·鲁斯之请，访问内战方酣的中国，又见了蒋介石。回国后在10月13日《生活》杂志上发表长文，鼓吹美国制定三年计划，以13.5亿美元帮助蒋介石打败共产党，以大量美国剩余武器供给蒋军，并由麦克阿瑟指挥蒋军作战。
蒲立德由此而在中国进步人士中获“战争贩子”之名。―年间，他是美国国会“外援监督小组”成员(他本人不是国会议员，该小组包括国会外人士)，在《年援华法》讨论过程中，以及争取年《援外法》包括中国条款中出了很大力气，充当了国民党使馆与国会之间的联络人。
此外，据陈之迈自称，蒲立德以自己的地位和交游广泛，对他“协助最多”，经常告以“什么人位居要冲，什么人可交，此事应如何应付，彼事应加小心”，等等，并“从旁促成了许多事”。
阿尔弗莱德·柯尔伯，加州人，定居旧金山。他以经营中国的抽丝花手帕生意起家，与中国发生关系。自本世纪第一个10年起就多次来过中国，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中牟取暴利，成为百万富翁，号称“手帕大王”。
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他参加了美国的“中国救济联合会”和“美国援华医疗会”，并以该会会长身份结识了孔祥熙等人和国民党高级将领，从那时起就致力于在太平洋地区反对共产主义。他年曾访华，到了大后方各省，回国后宣传蒋政府并无贪污现象，指责美国驻华人员所说不确，并声言要调查这类说法的来源。
这样，他把矛头指向美国的“太平洋关系学会”，因为该学会的刊物发表过拉铁摩尔、斯诺等对中共给予积极评价的文章。美国的一些远东问题专家以及国务院的范宣德等也曾是该学会成员。他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进行准备，于年提出指控“太平洋关系学会”为“国际共产党所渗透”，当时被该学会驳回，未能得逞。到年，美国情报机关又重新调查该学会，柯尔伯在其中又出了很大力，最后“太平洋关系学会”被迫停止活动。
“太平洋关系学会”创立于年，是一个成分广泛、有影响的学术团体，一开始就有中国分会，包括各方面政见不同的知名学者，如胡适、蒋梦麟、王世杰等都在内。年柯尔伯提出指控后，中国分会成员并未退出。
“太平洋关系学会”一案在美国是牵涉很广、引起较大社会影响的事件，是麦卡锡主义的产物。柯尔伯对此起了重要的作用。
另外，柯尔伯一身兼任几个以扶蒋反共为宗旨的组织的负责人，这些组织会址就在他的办公室，文件都由他签署，实际没多少人。他先后创办或与人合办了两家专门宣传这方面观点的刊物，先称《直言》，后称《自由人》。他还出巨资助亲蒋议员竞选。年7月，他曾访问台湾，与蒋介石“长谈三日”。
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从事诋毁新中国，反对美国承认新中国的活动，直到年去世。
陈纳德，这是中国人所熟悉的名字。他于抗日时期来华，帮助蒋介石建立空军，当时对帮助中国人民抗日有一定功劳。
抗战结束后，陈纳德在宋子文帮助下，用“联合国救济总署”给中国救灾的款项创办了“中华航空运输公司”(简称CAT)，以十分之一的廉价购得美国的飞机装备，并在中国得到种种优惠条件，使该公司大赚其钱。在解放战争中CAT利用其民间身份帮助蒋军运输物资，特别是在后期蒋军在各战场遭解放军包围时，负担很大一部分向被围地点空投物资的任务。
年3月太原解放前夕，曾应李宗仁之请派飞机将阎锡山及部分人员偷运至南京。重庆解放前夕，陈将飞机全部调到重庆，高价抢运国民党军政人员逃离，发了一大笔横财。
所以，从政治上到经济利益上，陈的“事业”都与国民党政权联系在一起。因此他是援蒋集团的骨干之一不足为怪。在南京解放后，他还曾力主美国扶植西南与西北的地方反共势力，并曾提过详细方案。
他回到美国后成为坚定的“义务游说人”，自称曾与96名参议员中的85名谈过话，争取他们支持国会通过援蒋的立法。由他署名、别人代笔在报刊发表过几十篇这类内容的文章，有的纳入国会记录。
亨利·鲁斯，《时代一生活》杂志的创办人之一，长期担任该杂志社的社长。他的父亲是19世纪后期来华的老传教士，在华任职30年，“义和团”事件时曾逃到朝鲜。亨利·鲁斯本人在中国度过童年。他是虔诚的“长老会”信徒，20年代办杂志致富，在政治上是强烈的共和党人。
因此，他自称他所“偏袒”的就是“上帝、共和党和自由企业制度”。另外，他是美国至上主义者，年在《生活》杂志发表了著名的文章“美国世纪”，宣称美国要争得自己的船只、飞机，在任何时候任意出人世界各大洋的权利；应该把亚洲看作每年可为美国赚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的地方；同时，美国应该向世界各地的饥民广施粮食。
他对中国的态度就是以上这一套思想的集中表现。他是“亚洲第一”论者，反对罗斯福的“先欧后亚”战略。早期，他支持中国抗日，反对美国向日本出售战略物资，也曾支持过中国的“工合”运动。后期他坚决支蒋反共，成为“援蒋集团”中坚定的一员。他于年重访中国，在重庆受到相当于国宾的款待。
这次访问更促使他对蒋政府产生极大好感。从宗教信仰出发，他支持号称基督徒的蒋介石和宋美龄，反对无神论的共产党；从维护“自由企业”出发，他反对共产主义；更重要的是他相信20世纪是美国世纪，认为美国有权对全世界进行干涉，按照它的需要决定他国人民的命运，并以恩人自居。他的杂志在为援蒋反共造舆论方面起了不少作用。
前驻华大使赫尔利，以及还在军队和政府中任职的魏德迈、麦克阿瑟、约翰逊等，都是著名的亲蒋派。约翰逊过去曾任孔祥熙的律师，因此与蒋家集团有特殊关系。他与麦克阿瑟都是在台湾问题上对杜鲁门施加压力的主要人物。还有前海军上将柯克，以“国际新闻社记者”名义于年到台湾，表面上受雇于一家美国在台贸易公司，以该公司名义雇用了十几名退伍军官，成立了变相的军事顾问团。为此，国民党政府为该公司捐赠了数十万美元。
四、国会“中国帮”
在国会中有两名最最“坚定”的著名亲蒋议员，也是“中国帮”的核心，一个是参议院的诺兰，一个是众议院的周以德。
威廉·诺兰是代表加利福尼亚州的参议员(年当选)。是“亚洲第一”的积极鼓吹者，竭力反对“重欧轻亚”政策。他同时也是狂热的反共分子。此二者结合，使他以维护蒋政权，反对中国革命为己任。他从马歇尔调停时就反对调停，主张放手助蒋打共产党。在国会中不断发起对杜鲁门政府政策的抨击和质问。
年11月重庆解放前不久，他专程到重庆会见当时正在重庆的蒋介石。蒋退居台湾后，他又力主美国助蒋保台湾，并多次访台。新中国成立前以及成立后，他多次联合其他议员要求杜鲁门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不考虑承认新中国，还要美国在联合国“担起自由世界领导的责任”，保证在中国席位问题上反共立场的胜利。他把援蒋反共置于一切之上。
作为代表加州的议员，他对加州企业界人士要求与新中国建立贸易关系的愿望一贯不予置理。新中国成立后，旧金山商会曾通过决议要求承认新中国，诺兰对其成员严加斥责，指责他们把贸易利益置于“安全”之上。诺兰这种不顾一切维护蒋的立场使他获得了“来自台湾的参议员”的绰号。
他于年去世，直到去世前，对美国政府改善对华关系一直持反对态度。
周以德，于年作为医务传教士来华，医院多年。抗日战争时他在美国大力宣传援蒋抗日，主张美国对日本实行禁运。年进入众议院。在周以德心目中，蒋介石就是中国的化身，而共产党则是洪水猛兽。战后他以一种宗教的狂热鼓吹美国援蒋反共。
约翰·弗雷斯，众议院另一名“中国帮”成员。他和周以德情况相似，是在华传教士的儿子，本人与耶鲁大学在中国创办的湘雅医学院有过关系。他对中国问题也带有某种宗教狂热，企图通过蒋介石实现其按美国形象改造中国的意图，认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打破了他们的梦想，因而恨之入骨。
斯泰尔·布里杰斯，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是对批准援助数目起关键作用的人物之一。柯尔伯曾为他的竞选捐款。年他曾派一个参议员调查小组到中国考察，回来提出报告，建议立即给蒋以大规模的、直接的军事和财政援助。该考察团的部分费用是国民党支付的。每当国会讨论援助问题时，国民党的各种人员就是他办公室的常客。
帕特·麦卡伦，参议员，是“中国帮”中几乎唯一的民主党人。他就是迫害进步人士的《麦卡伦法》发起人。年他曾在国会提出一项以15亿美元援蒋的法案，未获通过。
所谓“中国帮”，本无固定成员，他们或出于切身经济利益，或出于党派斗争的需要，或出于意识形态的狂热，汇成一股逆流。有的美国学者指出：国民党巧妙地利用了这些美国人的“恐惧(共产主义)、野心、传教士的热诚和寻求有利可图的市场的欲望。”总的说来，所谓“中国帮”也还是在“冷战”加剧，美国政治向右转的形势下应运而生的一种现象。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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