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专家郑华国 https://m.39.net/disease/a_5426417.html前言
在历史中看我国道路新中国成立至今70余年，包含了开放以来的40余年。人们常说，开放后的40余年间，中国实现了别国在年甚至年间的发展。在这一快速发展的历程中，中国也经历了伟大的转型，从农业社会转向了现代社会，从半封闭经济转向了开放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转型伴随着快速的经济增长，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快速的转型中也出现了传统的体制和观念对新形势、新阶段的各种不适应。在追求长期、全局、多维发展的道路上，很多体制性结构性问题可以溯源至传统的体制和观念。为了理解当代我国发展，需要具备长期的历史的视角，把中国开放的起点讲清楚，把中国发展的转型特征讲清楚。这一工作，对外有利于中国进行国际对话，对内有利于获得深化开放的共识。
（一）从计划经济开始的经济建设
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之时，西方世界以意识形态为标准认为新中国是和苏联一致的国家，试图以军事的、经济的力量将新中国完全孤立在西方世界之外。另一方面，在学术界，由苏联主导的经济学教科书延伸出了计划经济加国有经济的一套理论，并用于指导苏联式的计划经济，而现代经济学也被打上了西方意识形态的烙印，在学术上形成了所谓西方经济学与苏联传统的经济学相对立的局面。
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学习了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当时中国还有一个发展目标，促成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实施，那就是在短时间内追赶并超越发达国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计划手段被用于全面压低生产要素价格，以做大工业生产的利润，并投入重化工业的再生产。可以说，计划经济时期的制度安排是由上述国内国际发展环境所决定的。在近30年的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经济最为重要的成就就是建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但除了极个别的领域之外，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不高、活力有限。
具体来说，我们有如下描述：如果说市场经济是以供求决定价格、生产要素流动和私有产权保护为特征的话，那么计划经济则是以全面管制价格、控制生产要素流动和全面公有制经济为特征的。因此，接下来我们就来讨论计划经济的内在逻辑和弊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是如何实现的，以及当前中国经济转型仍然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二）从管制价格到双轨制，再到市场定价
它的内在逻辑是这样的：欠发达国家需要通过发展重化工业来追赶发达国家，而重化工业普遍是资本密集型的，这就需要加快国民经济的资本积累速度。为了实现这一点，必须人为地把工业部门的成本压下来，这就必须用人为的方式控制工资。而控制工资的结果就是长期的低收入，这就又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是矛盾的，于是就需要进一步地控制商品的价格，同时承诺劳动者由企业提供退休金，以及廉价甚至免费的教育、医疗、住房等福利，来提高企业员工的生活水平。于是，计划价格和计划生产又延伸到了教育、医疗、住房等部门。
长期管制商品价格的结果是生产上的短缺和需求的旺盛，也就是所谓“短缺经济”的状态。这时，整个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关系是通过一系列票证和相应的配给制度来达到均衡的。也就是说，在计划轨内，由国家规定生产的产量，并相应制定较低的计划价格。但是在超出计划产量之外的部分，企业可以将其拿到市场上去买卖，相应的价格是较高的市场价格。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双轨制被认为是能够在边际上有效改善资源配置的一种制度安排，缓解了市场的短缺现象。
（三）逐步建立的生产要素市场
在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已经由市场供求机制来决定的同时，生产要素市场的价格机制也逐渐得以建立。在计划经济时期，劳动力的工资是由计划体制决定的。统一规定企业内部的工资级别，员工的工资级别主要由工作岗位和工龄来决定。直到今天，失业和跳槽已经成了非常平常的现象，而企业内的工资也实现了自由的浮动。
目前，除了、教育、医疗等公共部门的工资仍然由地方制定之外，工资的决定基本上已经由市场决定。在国有企业内部，除了代表国有资本的少数国有企业高管受到了限薪的影响，在其他情况下，员工的工资奖金和福利基本上已经由企业自主决定。计划经济时期，可以说是没有资本价格的，所有企业的投资都通过国家统一的计划，对企业生产进行拨款。因此，企业并不需要贷款及支付利息，所获得利润也直接上缴国家用于再生产和分配。直到年代，中国才建立起了中央银行加商业银行的金融体系，对企业的拨款才改为贷款，资本才开始有价格，即利率。
开放之后，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也先后成立，成为企业融资的重要途径。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国际贸易极为有限，汇率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与当前的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相比，中国的土地市场是最为有特色的。中国实施的是城市土地国家所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城市地区的企事业单位使用土地都不是通过市场价格机制来配置的，而是国家直接计划配置。为了满足经济发展的用地需求，需要将农村土地先征用为国有，然后用于城市建设用途。
但即使如此，当前中国的土地制度仍然存在大量计划体制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城乡间的土地市场仍然是相互割裂的。农村土地要用于城市用途，仍然需要进行征用。对农业用地进行征用后，对农民进行的补偿，仍然是以农业用地上的农业产出为基础的，而不是根据转为城市用途后的实际价值。为了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并轨，已经提出“同地、同价、同权”，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不包括宅基地）直接入市，目前仍然在试点和逐步推开阶段。大量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上建设的房子即使已经实际上是城市用途，但因为相应的土地未经征用，仍然是不同于城市住房的“小产权房”。
2.农村的集体用地市场化程度非常低。农村的农业用地是集体所有、农户承包的。农户可以将所承包的农业用地进行转租和入股，但是不能出售。农村的宅基地所有权仍然归集体，农村宅基地上的住房可以出租，但是如果要转让，则仅限于同村的村民之间。
3.城市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市场化不充分。在城市建设用地市场上仍然有大量的土地（主要是工业用地）是协议转让，而在用于住宅的土地上，为了控制房价的上涨，近年来，对于土地拍卖的价格也经常出现限价。
4.城市土地的用途并未反映土地的真实价值。在房价高企的大城市，仍然保留着大量的农业用地，但城市建设用地却供应不足。在城市建设用地中，地方倾向于将大量的土地用于工业和商服用途，从而有利于招商引资，但住宅用地供应相对不足。
（四）生产要素的流动与障碍和生产要素
中国的户籍制度起始于计划经济年代，当时因为城市地区的工业发展倾向于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因此创造就业能力不足，同时又为职工提供了各种与单位挂钩的福利。而在农村，为了给工业发展提供廉价的原材料，农产品价格也被限定在了一个比较低的水平。这使得城市和农村之间形成了产品价格、收入水平和各种福利的剪刀差。生活水平的差距形成了劳动力流动的动力，因此，户籍制度就形成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限制力量。
一直到年代，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出现了小规模的向城市地区的流动，但是此时由于城市居民需要凭粮票购买商品粮，而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则需要自带口粮，因此劳动力流动非常有限。年代中期以后，一方面，随着官方汇率的贬值，中国形成了发展出口加工型制造业的强大竞争力，外资大量涌入，在中国沿海地区形成了对于劳动力的庞大需求。与此同时，粮票彻底被取消，方便了农民进城务工，之后形成了巨大规模的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流动，即通常所说的农民工群体。
虽然说城市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对劳动力流动的巨大需求，但是此时的户籍制度已经与公共服务提供和社会保障制度紧紧结合在了一起。在城市工作和居住的农民工群体，以及跨地区流动的城市人口，没有当地城镇户籍，至今无法在当地获得平等对待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这就构成了流动人口异地工作和生活的巨大成本。在当前的户籍制度下，劳动力未能实现自由流动，产生了一系列后果。
首先是城市化不充分。劳动力流动不够自由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城乡间和地区间仍然存在较大的人均收入差距。说完劳动力再说土地。在中国农村土地转为城市用途，要经过征地，而征地数量多少则又取决于从中央向地方层层分配的建设用地指标。在这段时期，建设用地指标一旦被分配之后，便无法进行跨地区的再配置，形成了建设用地指标和城市土地供应的“空间错配”现象。这种现象，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有所改观，提出增量的建设用地指标要与吸纳外来人口的数量挂钩。
欠发达地区闲置的建设用地可以复耕为农业用地，产生相应的建设用地指标，有偿流转给建设用地需求较多的相对发达地区。一些企业即使盈利水平不高，甚至是亏损的，已经成为了“僵尸企业”，仍然能够从地方得到大量支持，原因在于这些企业仍然在为当地创造税收和就业。同时，国有商业银行也仍然愿意为“僵尸企业”提供资金扶持，以避免企业的坏账浮出水面。这样一来，低效率企业和部门占有了大量的金融资源，却使得相对高效率的企业（特别是其中的中小民营企业）难以获得金融资源的足够支持。
（五）所有制：结构调整与产权保护
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国有企业出现较大面积的亏损，一部分国有企业转制为民营企业。从此之后，除了极少数行业之外，在绝大多数的市场上发展出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相互竞争的局面。随着社会的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中国大力推进产权制度改革。但也要看到，“当前中国产权保护制度仍不完善，特别是不同所有制经济产权保护不够同等，公权力对私有产权保护不力，司法不公、不规范导致企业产权受到侵害，民营企业资产被违规查封、扣押、冻结等现象在一些地方时有发生。
这些问题严重损害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亟待解决，刻不容缓。”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是坚持社会的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随着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各种资本流动、重组、融合日益频繁，各类财产权都要求有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作保障。
（六）从半封闭经济转向开放经济：拥抱全球化
但是客观地说，这一阶段借助于全球贸易而实现的快速发展，也遗留下了一些问题：1.投资拉动。中国的经济结构形成了以投资拉动和出口导向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增长方式，相比之下，中国的国内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不够高。同时，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也将国民收入的很高比例转化为资本收入，而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有所下降，进一步影响了国内消费的增长。投资比重过高，是经济增长偏离“黄金率”的表现，并非长期最优的经济增长方式。
2.过度的出口依赖。当投资快速增长，国内产能不断扩张时，国内消费需求增长跟不上，因此，对外出口就成了中国消化产能的渠道。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是一把双刃剑，从积极的角度来说，大量出口给中国带来了巨额的贸易顺差，但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则出现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一方面，相当高比重的GDP增长来自贸易顺差，意味着国内的生产被用于满足国际市场上其他国家的需求。另一方面，大量的外汇进入中国之后，形成了巨额的官方外汇储备。官方外汇储备用于境外投资时，受到很大限制，因此大量被用于购买了回报率较低的美国国债，而无法像民间外汇储备那样可以直接进入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获取较高投资回报。
3.沿海和内陆差距扩大。中国国内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得沿海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获得了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与东南沿海地区拥有较好的海运和内河航运条件有关。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型放大了沿海与内陆地区的自然条件差异，如果人口跨地区流动比较自由，则内陆人口可以充分地流动到沿海地区来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但是国内的人口流动仍然存在着观念和体制的障碍，使得内陆地区的人们难以通过迁移来共享全球化的机遇，结果在地区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发展差距。而从美国方面来看，上一轮狂飙突进的全球化也带来了很多问题。
一方面，尽管美国通过全球化和国际贸易享受了来自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商品，但在美国国内，其经济增长被民众认为仅仅惠及了大约1%的高收入者，而其余99%的人却没有足够地分享全球化的成果。另一方面，从地区分布来看，上一轮的全球化主要惠及的是美国东西海岸的现代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而美国中部地区的一些传统制造业则逐渐转移到了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美国传统老工业基地的民众面临着失去工作和缺乏保障的困境，由此而产生了反全球化的动力。
结语
中国经济形成了以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面向未来，为了实现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畅通生产要素市场的国内大循环成为所有改革的焦点。只有通过克服传统体制与观念的束缚，畅通生产要素市场的内循环，才能释放改革的红利，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既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又优化经济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