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狗不嫌家贫，人不嫌地薄。”我们都是中国人，生于兹，长于兹，不管国家贫富强弱，我们都应爱我们的国家，况且我们国家取得了举世睹目的成就，我们更应该感到自豪才对。
但有一些人，身虽还是中国身，血也是中国血，心却早就换成了外国心，甘当外国反华势力的马前卒，不遗余力地攻击生他养他的祖国。
这种人被冠之为现代汉奸，号称“公知十二钗”的袁莉就是其中之一，她终日以造谣诋毁中国为生，甚至将中国的防疫比作纳粹屠杀，反动程度令人发指。
西北女孩进新华，满腹怨气赴美国
袁莉本名叫李媛，出生于宁夏银川，本来还是一个爱国好青年，改革开放和恢复高考改变了她的命运，使她能走出西北，考上大学，最后还进入了新华社国际新闻编辑部。
新华社是国务院直属单位，国家级新闻媒体，是多少新闻人梦寐以求的圣地。
袁莉能进新华社，不但说明她业务能力是优秀的，也说明她当初在政治上也是合格的。
但正当她在国际新闻编缉部干得顺风顺水时，却被组织派往国外担任驻外记者，先后辗转于泰国、老挝、阿富汗等地。
平心而论，袁莉所去的这些地方条件确实都比较艰苦，也不是很太平。
但组织之所以派她去，一方面是信任她，另一方面也是准备重用她的前兆。
越是艰苦的地方越容易出成绩，即使出不了成绩，也能赚得同情分，这是一般人都明白的道理。
可惜袁莉却认识不到这一点，带着一身怨气，竟然辞掉职务，赴美留学。
也是受益于国内教育打下的基础，袁莉才能先后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并分别获得新闻学和国际关系学硕士学位。
学成之后入美籍，回到国内就反华
但学成之后的袁莉并没有回到给她提供留学机会的祖国，而是加入了《华尔街日报》，不久后也加入了美国国籍。
这也没有什么，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追求，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就行了，但袁莉却走上了相反的道路。
起初，袁莉在《华尔街日报》并不受重视，报社让她负责采美国电信业的相关新闻，却不给她签发记者证。
而正是中国的迅速崛起，才给她提供了晋升的机会。
因为那时的美国还没有像现在这样这么短视，与中国进行交流对话还是社会的主流意见，高层和民众还是希望看到一个全面真实的中国，所以才会派她回国担任《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的主编。
因为袓国而荣升主编的袁莉在回到祖国后没有任何感恩之心，却有了莫名的优越感。
在接受一档电视节目的采访时，她开口闭口都是美国，动辄就是“我们《华尔街日报》”怎样怎样，说的华尔街日报真就是她的一样。
说出的言论更是让人大跌眼镜，什么“我们最大的责任是对读者的责任“，什么“《华尔街日报》有非常高的职业操守”，什么”做人最重要“，什么“说谎是不能忍受的缺陷“等等，言外之意就是贬低中国媒体。
但具有崇高职业操守的袁莉又是怎么做人的呢？
年7月温州动车事故之后，她不关心死伤了多少同胞，损失了多少财产，影响多少列车，也不关心事故的具体原因，反而幸灾乐祸地转发了《华尔街日报》炮制的《中国高铁的投资之殇》，直接质疑中国高铁建设的必要性。
那时的大V在网上还是有些影响力，她的文章一发，一时间不明真相的人议论纷纷，给中国的高铁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
她在网上公开指责高铁跑得太快，但当她自己坐上了普快，她却又抱怨起火车跑得太慢。
袁莉在年10月4日的微博中写到“在中国最慢的火车上。从兰州到银川近九个小时，每站都停......”，反正在她眼里，中国是怎么都不对。
虽说袁莉对中国的国内事务指手画脚，没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却得到了一批公知的吹捧，被网文《公知十二钗》封为“公知十二钗”之一。
十八大后，国家大力开展互联网整顿工作，像袁莉这样的颠倒黑白、造谣污蔑的公知终于被封号了，简直大快人心。
重返纽约成汉奸，政策时事全攻击
在中国没有了市场的袁莉，又跑回了美国，跳槽到《纽约时报》继续以攻击中国为业。
如果袁莉在微博上对国内事务指指点点，还勉强算是“兄弟阋于墙”的话，那到了《纽约时报》之后的她，就算是彻底叛变了。
袁莉在纽约时报秉承的原则就是“逢中必反”，中国出台的政策，发生的事件，没有她插不上的嘴，没有她提不出的意见。
中央加强互联网管控，她就发表《那些和“防火长城”一起长大的中国年轻人》，歪曲我国发展互联网基本政策，把合理管控说成是影响年轻人成长；
国家整顿娱乐圈乱象，她就发表《消失的耳环、文身和乳沟：被审查的中国娱乐业》，谴责审查制度制约娱乐业发展；
国家出台“双减”政策，她就发表《“开倒车”？中国弱化英语教育意味着什么》，不但把中国近几十年取得的成就说成是美国和西方启蒙的结果，还把对中小学生的合理减负说成是与国际脱轨。
反正在她眼中，政府出台的任何政策措施都是不对的。
除了针对中国政府，对中国社会上发生的热点事件，她也没闲着，总是做着奇葩的解读。
华为发生李洪元事件，她就发表《华为是如何在中国失去民心的》，因为一件事把一个企业一棍子打死；
新疆棉事件时，中国消费者抵制洋品牌，她就发表《当爱国主义成为卖点：中国品牌“从抵制潮”中看到机会》，把消费者的爱国情怀说是狭隘民族主义；
郑州洪水期间，中国民众谴责外媒的虚假报道，她就发表《外媒报道郑州洪灾为何遭民众攻击》，谴责中国民众是反智主义；
俄乌战争期间中国部分民众同情俄罗斯，她就发表《为何许多中国网民支持普京和他的战争？》，污蔑中国人民支持侵略；
奥运会在中国举办本来是举国欢庆的好事，她就发表《国际奥委会与中国：一对共生互利的老朋友》，直指奥委会丧失中立被中国收买；
就连南方周末的创始人去世，她也能借题发挥，称这是中国新闻黄金时代的终结。
疫情期间更张狂，指把我国比纳粹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我国政府本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原则，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采取了以“动态清零”为核心的疫情防控政策，在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的同时，也实现了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但中国毕竟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各地情况又千差万别，肯定不能兼顾到每一个人，所以出现个别不和谐的声音在所难免。
在中国出生长大的袁莉不会不了解这一基本国情，但她却利用这点大做文章。
在上海疫情中，她发表《中国“新冠清零”乱局：专制将伤害每一个人》，无视大多数上海人赞同防疫政策的基本事实，把个别网友对上海疫情防疫措施的抱怨，夸大成全体上海市民的不满，痛批“新冠清零”政策是政治运动；
在北京疫情中，她发表《“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与一个政府难以面对的真相》把个别人的魔幻经历夸大成全体北京人的遭遇，直指疫情防控影响了民生。
特别是西安疫情期间，袁莉发表题为《数百万人不惜一切代价地执行中国‘零疫情’政策》的文章。
在文章中，她先是将中国“动态清零”政策恶意歪曲为“零感染”，将必要的管控措施说成是灾难，把抛家舍业、辛勤付出的一线工作者和自觉配合疫情防控政策的广大市民污蔑成是一种“平庸的恶”。
“平庸的恶”德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反思德国纳粹罪行时提出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她的代表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
当时阿伦特以记者身份全程旁听了对纳粹党徒艾希曼的审判。屠杀了几十万人的艾希曼却丝毫没有悔罪意识，他坚称他只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至于对错，不是他考虑的范畴。
袁莉用“平庸之恶”来形容支持防疫工作的大多数中国人，言外之言是说，中国的防疫政策是像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一样根本是错误的。
袁莉丝毫不顾及真实性，不遗余力地为抹黑而抹黑，在中国自然是无人待见。
但让她意想不到的是，她的文章连她的老东家《华尔街日报》也看不下去了，发文肯定中国抗疫政策，认为动态清零政策实现了死亡人数和经济干扰最小化两个目标。
清醒的美国人纷纷在《纽约时报》的推特评论区留言，质疑袁莉报道的真实性。
有的说“我知道贵报在中国境内几乎没有记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可以编织一个并不了解的事物”；
有的说“在美国，我们自由的走向死亡”；
有的说“这是我今年读过的最羞耻文章”；
有的说“美国都死了近百万了，还是有些人假装站在道德高地上”；
有的还说“美国单因新冠就死了80万人了，很显然，清零政策救了中国人的病，而不是让他们没了命。”
袁莉彻底翻车，但翻车后的她还是扶车又起，继续在反华污华道路上狂奔，但中外民众早已把她当作跳梁小丑了。
跳梁小丑不可怕，加强教育是关键
其实西方反华政客圈养了很多像袁莉这样的华人。他们仗着曾经在中国生长生活过的经历，肆无忌惮地发表着对中国的看法，貌似是一种“更有说服力”的声音，其实充满了偏见和歧见。
本质上是一种“以华制华”的打法，不明真相的部分西方群众，看到他们的身份，以为他们来自中国，所说的应该就应是真实的中国，这恰恰中了政客们的圈套。
但是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他们的攻击和污蔑阻挡不了中国崛起的脚步，反而会让更多的西方人在唱衰中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们在误判基础制定的各项对华政策肯定是昏招迭出，反而会为中国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从这一点上，中国人民应该给她发个“大红花”，“感谢”他们这么多年，深入敌后发布虚假消息，干扰反华势力做决策。
袁莉那代人真得可以说是生长红旗下，生在新社会。是中国的和平稳定造就了他们，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全了他们，他们是尽享社会红利的一代，他们本应更爱我们这个国家。
但袁莉这类人出国就变汉奸，成了反华急先锋。
如果将原因单纯归结于环境问题可能有失偏颇，思想信念才是关键，只有认清大势，明白中国必然会实现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会走向胜利，就不会因为一些枝梢末节的问题一味的挑刺了，更不会因为某些方面暂时的问题而丧失信心了。
参考文献
1、中国经济网：《污蔑中国“平庸之恶”难掩美国抗疫不力》
2、共青团中央：《这些“恨国党”的丑态，连外国人都看不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