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世纪不仅仅是美国的世纪，也是普通美国人的世纪：大多数普通美国人在这段时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也充分享受了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迄今为止，21世纪的头20年，这个国家遭遇了很多困难。
正如美国的武装部队陷入旷日持久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一样，美国经济也从年之后陷人了旷日持久的滞涨状态。为美国创造财富的引擎再也没有像历史上那样发挥极高的效率。
-年，非农经济每小时劳动产出的增量年均只有微乎其微的0.7%，实际GDP每年仅增长2.2%。更严重的是，经济滞胀在社会中制造出一股民粹主义的逆行历史潮流，对社会经济引擎发挥更大的效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西蒙·库兹涅茨曾提出：“我们美国人过分习惯于看到人均生产进步带来的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我们已经把这种现象当作理所应当的自然规律，我们并没有把它放在全人类历史的角度去衡量，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巨量的增长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当人们失去某些他们认为理所应当的物质条件时，他们的反应通常都很恶劣：最初他们拒绝承认自己失去了某些财富，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变化，继续透支着自己的财富，直到最后才开始发出满腹的牢骚，抨击社会，抨击政府。从铁路时代到信息时代，美国相比其他国家仍然有较强的制造企业家的能力。
美国从全球各个角落吸引人才：谢尔盖·布林是一名俄罗斯移民的儿子，正如安德鲁·卡内基是一名贫穷的苏格兰纺织工人的儿子一样。美国社会容忍失败。史蒂夫·乔布斯和亨利·福特（以及R.H.梅西和H.J.海因茨）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曾遭遇过破产。
美国社会也鼓励人们追逐自己的野心。马克·吐温和查尔斯·达德利·华纳在《镀金时代》的前言中提出了一个看法：“在美国，基本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有自己的发展计划，他们遵照这种计划来推动自己在社会和个人成长方面不断取得进步。”这种观点时至今日仍然符合社会现实。
当代美国企业家正在重塑整个人类文明，正如过去的强盗大亨所做过的那样。当年，牢牢抓住强盗大亨的“伟人的疯狂”精神，也抓住了当代的企业家。谢尔盖·布林曾试图从干细胞中直接生产出肉制品。埃隆·马斯克试图用密封管射发乘客的方式“重新发明”铁路运输系统。贝宝公司的彼得·蒂尔则宣称：“当代社会没能完成的最重大的任务就是，把死亡从一种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变成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
钢铁和石油革命曾经在19世纪为美国社会奠定了繁荣的基础，如今，这些伟大的新革命或许也将为未来更高程度的繁荣奠定坚实的基础。水力压裂法使消费者和企业可以享受到更廉价的石油和天然气。
信息技术革命在越来越多的经济子领域广泛传播，既影响了人们狭义上收到的信息内容，也影响了常规意义上的社会服务；既影响了虚拟世界，也影响了实体世界。美国经济发展可能遭遇的困境，其源头可能埋藏在别的地方一免费福利支出的增加和金融体系不稳定等因素带来的潜在风险。修理美国经济增长引擎如果让我们评价美国是否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给出的答案只会让人感到悲观绝望。
社会保障制度被人们称为政治的第三条轨道是有其必然道理的。金融体系自工业革命以后就一直身陷繁荣－萧条周期中不能自拔。美国目前面临的政治困境实际上早就埋下了祸根。美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演进史是一个最突出的案例，它充分说明，美国根本没有能力为全民福利提供充裕的资金。
尽管存在各种困难，对一个曾经把无人荒地开发成世界上最强经济体的国家而言，我们还是具备一定的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全球范围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在社会福利制度改革方面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功，它们的改革既为社会民众提供了激励，也为进一步的社会改革提供了行之有效的蓝图。
其中最鼓舞人心的国家就是瑞典。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瑞典政府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通过征收越来越多的税款，向国民提供越来越多的福利。-年，瑞典的公共事务支出占GDP的比例实现了翻番增长，年达到巅峰，当年的占比为67%。-年，瑞典公共事业领域雇用的劳动者数量新增了多万人，而同一历史时期，私营领域几乎完全没有新增岗位。
年，长袜子皮皮故事的创造者、作家阿斯特丽德·林德格伦收到了一张相当于个人收入%的税单，她为此写了一个新的童话，这个故事的主角蓬佩里波萨放弃了出版业的稳定工作，一辈子依赖免费福利生活，这个故事给经济学家创造了一个新的词汇，蓬佩里波萨效应。
最终，这种社会福利制度还是撞了南墙。年，瑞典全国陷人了被当地人称为“黑夜危机”的经济困顿时期：瑞典银行业流动性完全冻结，外国投资者对瑞典政府失去了信心，住房抵押贷款利率一度飙升至%。卡尔·比尔特组建的保守派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激进措施，试图让国家经济重归正途。
瑞典在公共事务上的支出占GDP的比例在年达到最高，为67%,目前这一比例下降至49%。瑞典政府降低了最高税率，并且废止了针对房地产赠礼个人财产和继承遗产的乱七八糟的税种。政府勒紧了裤腰带，强迫自己必须在一个经济周期之内实现政府财政盈余。
-年，瑞典公共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从70%降至37%,财政预算从赤字11%提升至盈余0.3%.年，瑞典人所能享受的社会福利，从固定额度型变成了固定缴款型，确保了国家有足够的资金为人们提供福利。他们还允许瑞典普通居民把一部分个人年金用于私营领域投资，为社会保障添加了一点私有化的特征。
时至今日，该国一半以上的居民都选择参与私营市场的养老保险（对于不参加私营养老保险的人，他们的年金自动存人国有投资基金）。除此之外，他们把全国退休年龄推迟至67岁，并且启动了一项自动判断机制，也就是根据国家居民预期寿命的长短来调整退休年龄。
他们甚至设置了一项紧急制动机制，在经济陷人衰退时会自动发挥作用：如果国家无法负担福利支出，人们的年金额度会相应减少。瑞典人在启动激进改革方案这件事上取得了各政党的共识，用创建这个福利社会的人的话来说，“人民的家园”只有在每个家庭都负责任地管理自己的财务状况的前提下才能存活下来。
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忧虑一直没有消除。政府还专门设置了一个“未来委员会”，致力于研究社会老龄化可能存在的隐患。美国是一个比瑞典大得多的国家（实际上，瑞典的总人口仅相当于纽约市的人口），而且美国人做事也不太参考社会共识。
无论如何，瑞典还是为美国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特别是从固定额度型福利制度转型为固定缴费型福利制度这件事，按照基本原理，它自动解决了社会保障机制的资金来源问题（固定缴费型福利制度下，社会保险基金支出的额度不会超过收入的额度）。还有许多其他社会变革也值得美国沿用。
从瑞典的案例中可以看出，即便是最依赖政府的国家也能改变其前进的轨迹。政府可以缩编，也可以扩编。瑞典采用的许多技术手段适用于其他所有民主国家业金福利支出计划可以交给一帮精明的商人去打理八彻底实现非政治化，而且一个国家也可以充分信赖退休年龄与预期寿命挂钩这样的自动化公式。
美国在老龄化趋势不断变化的现实面前或许也能找到一些新的激励。最简便的省钱方法就是推迟退休年龄。目前的计划是到年把退休年龄推迟到67岁。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测算，只要做一点点微量调整，就可以每年增加1%的GDP。
结语
把退休日期再往前推，把最终退休年龄设置在70岁而不是67岁，然后再根据预期寿命编制实际退休年龄指数。另外，按照物价涨幅而不是工资涨幅编制社会福利指数，也是一种简便的省钱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