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价值观和合乎道德的行为,才是正确的教 [复制链接]

引言

学校计划一学年进行75次以上这样的实地考察活动。芝加哥市一家名为“实地考察工厂”的公司安排师生在全国各州（有三个州除外）进行实地考察，主要是把为企业组织的这种商业服务提供给学校。用邮政区号在网上注册登记即可获得这种“免费实地考察”，它们为学生提供“考察准许单”，还声称可以帮助学生“达到国家学习标准”。甚至成绩报告单也染上了商业气息。一个学区发给学生的成绩报告单是装在麦当劳公司印制的信封里的，信封上写着：奖励好成绩，就吃“欢乐套餐。韦斯曼说：“营销商似乎绝不会错过学校提供的绝佳营销机会。”

在各地的学校里都能找到教育商业化的证据。去看看课堂和图书馆的教学材料就可以了解到哪些材料属于商业赞助性质。分析那些“赞助材料”以及商业标志和商业标语口号中隐含的偏见性和导向性话语。调查一下有关电视、计算机、包书膜以及其他含有商业广告的媒体或材料在课堂上的使用情况。调查一下学校活动、出版物以及课外活动的商业赞助情况。分析一下为师生服务的学校公告栏以及其他比较显眼的校园广告位。打听一下实地考察活动、体育赛事、学术项目或奖项中涉及的商业玄机。

打听一下商业赞助性的教师专题研讨会，看看有多少教师和行政人员参加了带着商业赞助色彩的在职培训活动。企业语言与人力资本隐性商业课程是非常成功的，甚至连商业语言也充斥着整个社会和学校。不过我们更关心的是效率而不是有效性，是资本而不是心智，是投资而不是进步，是问责性而不是思维能力，是经营手腕而不是创造力。人力资本的概念就是由商业导向拓展到教育和社会的一个好例子。从人力资本角度看待世界，会把人等同于可被用来谋取商业好处或利润的资产。

教育中采取这种商业化手段的结果将是让个人开始从“预期效用最大化”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这必然导致十足的自私自利，每个人都算计着如何让一切对自己最有利，从而不顾及他人的利益。企业首席执行官享受的“不道德的”、不应得到的工资待遇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企业游说国会以得到保护免于被起诉，为得到政府提供的紧急财政援助以应对糟糕的企业管理或是支付养老救济金而游说国会等都是很好的例证。这种人力资本导向还可能导致公民参与社会、关心社会的积极性降低。

科特说：“个体与企业的商业关系日益增强，个体与公民共同体以及其他个体的社会联系日益减少，这一增一减是同步进行的。”罗伯特·帕特南在20世纪末的25年间对所谓的“社会资本”进行了研究，他发现我们参与社会活动的次数大大减少了：举行家宴减少33%;参加俱乐部会议减少58%;请朋友到家中聚会减少45%。帕特南认为，当社会资本减少时，学校和地区并未获得发展，而且社会资本的减少对我们的民主、我们的经济和我们的健康幸福都形成了威胁。

人力资本观的另一影响是把资方与劳方截然区分开来，资方知道自己需要拥有何种技能和观点的员工，给员工提供的是他们所需要的技能和他们所认可的观点。而教育因此更像是培训。学生被视为商品，学校被视为加工厂。学校应该招收新生，并用原先“核准”的思想观点来教导他们，培养他们听话守纪、通过考试，为他们颁发有利于企业的文凭。在那一过程中，凡是不“适应”、制造麻烦、挑战权威、做出批判性评价以及对商业不感兴趣的学生将被学校淘汰。

亨伍德发现：“雇主民意调查显示，企业老板对雇员的“品德”比对其能力更看重－他们说的品德是指雇员的自律能力、工作热情和工作责任心。老板们需要的是坚定、可靠、始终如一、守时、言行得体以及认同自己工作的下属”。那些被视为“有创造力”或“有独立性”的雇员得到的评价则要低一些。学校改革和商业利益美国的教育改革运动总是欺骗下层社会的民众，找的借口是使他们能“胜任工作，履行公民义务”。学校要求学生听话、守时、节俭、爱整洁、尊敬他人、热爱祖国并且安于命运。从清教徒观点演变而来的职业道德标准对于那些需要工人们任劳任怨、勤勤恳恳的工厂主来说是很有价值的。这种道德标准在许多地方已然成为学校道德标准。

就业指导也成为一门学校课程，这样就能源源不断地为企业输送能接受企业价值观的劳动力。与之相对的观点是把人权、尊严和民主公民权利看得比利润更重要的社会责任观。但是，民主公民权利的诱惑是虚幻的，因为生活中的实情是精英掌权，其他人干活。追求正义与平等的民主参与式教育仍然是校园文学中的虚华描摹，并未在所有学校得以真正实施因为那会对企业不利。在有利于企业和有利于社会之间可能存在歧义。我们培养学生是以员工身份还是以平等公民身份参与争取社会正义的活动？在许多改革文献中，各学校在这种培养目标上的不一致都被忽略了。

正如历史学家芭芭拉·芬克尔斯坦所说：19世纪的改革家指望公立学校对日渐增多的大量移民和美国本土儿童进行条条框框的灌输教育，同时又要培养他们学会如何在一个逐渐走向工业化的社会中学习和工作······他们看不到把学校作为经济型分选机和赋权型政治机构在工作上有任何冲突。······一直以来，公立教育被视为促进政治民主和社会流动的工具以及社区生活重建的中心，当代改革号召体现了对公立教育这种历史性看法的转向······当代改革家的教育眼光让人想起了公立学校的历史阴霾：公立学校就像是一个大熔炉，打造出的都是整齐划一的美国人和遵守纪律的产业工人。

芬克尔斯坦还论述了企业领袖是如何通过扩大对公立教育的影响以确保未来的劳动大军既称职又听话的。她以亚特兰大市卡佛中学的企业教育联盟为例说明了这一点。在这所中学里，企业操纵着学校的日常活动，主要表现形式为：提供地方企业半技术工作岗位为学生创造半工半读的机会，发表道德声明以促进学生遵守企业的规章制度，创设“自由企业日”和“就业机会通行证”等公共仪式。这种操纵以及其他“人侵”学校的商业行为必然导致“教育政策的控制权从公立学校当局有效地转移到产业委员会·····唯物主义意识似乎“压倒”了所有其他问题，这在学校改革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现阶段的情况证明芬克尔斯坦是很有远见的。我们很擅长于教学生变得贪婪、自私和精于暗算他人。学习型学生特别渴望取得好成绩以进入理想的大学，得到高薪工作。他们似乎对智能开发不感兴趣，除非是有利于就业和加薪。他们似乎不仅对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不关心，而且对身边那些无家可归、挨饿受冻以及其他生活条件差的人也麻木不仁。他们相互之间竞争激烈，不断要求自己保持竞争优势超越他人。至于道德因素，包括对正义的追求，似乎对他们的个人努力都不构成任何妨碍。

舞弊、购买论文、不当利用父母的影响力、吸毒以刺激成绩提高、花钱请人替自己参加大学入学考试以及篡改简历等，都是谋取个人成功过程的一部分。企业是学校效仿的好榜样吗？想一想允许企业来“催化”教育改革的不足之处。这种观念的前提是企业知道学校改革应着眼于哪些方面，也知道该如何着手进行改革。企业领袖对学校的大多负面评价都是针对学校缺乏对学生的基本技能和工人阶级价值观的培养。学生当然需要掌握基本技能，但应该由谁来决定到底哪些是有待学习的基本技能呢？非得是与职业有关的技能吗？教育学生形成工人阶级价值观的观念意味着把一个动机不纯且不恰当的重担强加给学校。

公民价值观和合乎道德的行为才是正确的教育目标，但是雇主价值观往往与公民价值观和道德价值观相悖。学校不是坚持推行“工人阶级”价值观的地方。企业高管们提倡把考试成绩作为雇用工人的主要标准。这不过是以一种过分简单化、锱铢必较的方式迫使学校进行考试、汇报考试成绩，从而贬低了那些更能体现人类知识复杂性、更为重要的评估方法。那些生活取决于“最终盈亏”的企业管理人员抓住一次考试成绩就当成判断工人天资和能力实质的依据，但考试成绩可能变得更加不公正，会掩盖学生和雇员在性格上有趣的多面性。企业也可能坚持对考试结构本身施加影响。

正如卡耐基和其他著名的实业家向我们证明的那样，凡是控制一个行业所有生产要素的人也控制着价格和利润。由企业控制的学校教育也一样，控制考试设计和考试用途的人就能够操纵就业人数、工资、奖金、劳动合同和利润，他们也会逐渐通过考试来控制学校课程。设想一下，如果允许美国企业为21世纪的学校设计新模式，那么学校将是什么样子呢？它们会宣扬什么样的价值观？我们不要指望在课程中会发现人道主义价值观、保护环境、乐于助人、相互支持、怀疑性消费主义、健康与安全以及工会的正面形象等内容。

受企业控制的学校必然使师生自由受到严重限制，学校原本研究与之相对立的社会观、环境观、科学观、经济学观、政治学观和历史观可能令企业机构感到忐忑不安。难道你期望看到敛财大亨、安然公司和世界通信公司的财务欺诈，工业污染造成的环境和个人健康代价，公司高管们不合理的高薪待遇，公司丑闻以及有关企业运营的相关负面新闻的全面分析成为受企业操纵的学校课程的一部分吗？“夺回民主”这一非营利性组织建议：“让企业回归其原本（有用的）角色：经商。

结语

企业本就不该染指教育、政治或公民社会等其他领域。”大企业与现任和前任政府官员谈判签署的秘密劳资协定致使企业利润大幅增长，同时也极大地增加了纳税人成本。哈里伯顿公司签署的不经过投标的伊拉克重建合同协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美国国防部昂贵的军用设备合同也是很明显的例子，但是其他许多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合同也同样签得很“贵”，但对所需工作量和费用又估计不足。广为人知的政府和企业腐败丑闻，以及为“特权”企业提供不经过投标的合同并不是大型企业与政府之间建立可疑联盟的唯一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