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各位同学大家好。说到荣誉教授我觉得有一点惭愧，一来我们中国人讲教书的话是：传道、授业、解惑。我不晓得我可以给你们解什么惑、传什么道，我只是在电影这个术业上面有一些专攻，比你们早一步，对电影的拍摄比较有经验，而在视觉艺术上面我也是知道得有限。另外就是说我成长的环境。我现在看到你们的样子，我觉得非常的羡慕，也可以说有一点嫉妒，因为你们有这么好的学校，有这么多关爱你们的人鼓励你们来读艺术。在我的成长里面，我是在受士大夫影响的家庭长大的，每天被逼着读书，我读书又心不在焉，老是爱幻想，而我真正感兴趣的艺术没有办法去触摸，所以看到你们觉得非常的羡慕。我的父亲就是我高中的校长，很不幸，对我管教很严，我的高中在台南，是台南第一中学，是在台湾尤其是南台湾最好的一所高中，升学的压力很大，可我就是读书不好，家门不幸，后来走了艺术这条路，做了电影这一行，家里老觉得没有面子，所以我父亲就老希望我教书（今天他如果在的话看到我做荣誉教授应该会感到非常的安慰），可是我就是不肯教书，我就是要拍电影，两个人也耗了几十年，将近30年，一直到最近拍《断背山》之前，我觉得做电影有一点心力交瘁的感觉，我很想不做了，想做点别的。他说：“你教不教书呢？”后来我还是咬牙说不要。他说：“你还不到50岁，你这样会很沮丧的，你还是戴起钢盔往前冲。”我这一辈子他就这一次鼓励我做电影，我就拍了《断背山》继续往前冲，他讲完这句话不久他就过去了。所以做了《断背山》之后感觉人生是满奇妙的。我父亲一生是做教育的，我今天看了你们的教育环境我觉得非常的好，你们是第一届的学生，校舍都还很新，还没有任何的痕迹，你们要把这个学校填满，今天你们要以这样的校舍为荣，将来学校希望能够以你们为荣，同学们在电影上有什么想要知道的，我尽量跟你们分享。“父亲三部曲”与饮食文化△：李安先生，您好，我们知道您对中国的饮食文化、功夫文化非常了解，在您的“父亲三部曲”中又很巧妙地把这些传统文化带给了全世界。我觉得“父亲三部曲”就像是加入了西方烹调方式的中国菜一样。我想请您用三道中国菜来形容一下您的 “父亲三部曲”，并解释一下为什么？
李安：第一部比较像广东菜，清蒸鲈鱼吧，味道还不太晓得，就原汁原味的，放了一点点酱油，清蒸一下，新鲜，把菜的原味给它弄出来，最好的做工；第二部好像是四川菜，豆瓣鱼，味道比较重一点，很容易入口；第三部我觉得比较像江浙的菜，我觉得像红烧鲫鱼，炖的时间比较久一点，然后烹调的方式、回味的滋味比较讲究一点。因为我拍到第三部开始有能力去讲究，头两部因为是非常低成本，我把故事讲完都不错了。我拍第一部电影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很经验式的，镜头太大，这个电影拍不完，因为要准备的很多；镜头太多也拍不完，因为时间就是这么多，拍完了就拍不好，所以这是我学到的一个经验，勉强地把那个片子做完，就是《推手》。第二部电影《喜宴》的时候我就用《推手》的经验去做，那就做得比较熟练，我把镜头和镜头的数目缩小，然后集中在看演员的表演，很像美国的schoolboard
李安：定位这个东西很难讲，我相信很多对我的批评还有对我的兴趣可能就是我这个人可能很难定位，我自己不是这样定位的，而且很奇怪，我常常想拍一个艺术片，反而商业上比较成功，有时候这个东西人算不如天算。我觉得你们现在这个阶段其实不需要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你最大的商机，你最大的艺术上得到别人肯定的东西，其实就是你最好的东西。你最诚恳的，你是谁，你的本色，今天你要我去学一个人商业一下，可能两头不讨好。你今天要我去学王家卫，可能我也学得不是很像，招来一顿骂，所以都不会是我去思索的问题。今天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构想，必须够强烈，创作的一个冲动，然后我把它做出来，然后我再想观众的问题。我的头两部片子我只想把它们拍好能够交差就好了，怎么样能够不超时、不超支，能够给台湾中影公司老板交差就行了，那个时候我主要的观众是台湾的主流观众，一般观众，影片在台湾很卖座。可是由于是外语片的关系，到了西方、到了台湾以外的市场，因为是有字幕的片子，所以必须走艺术院线的路线，所以在台湾它是商业片，到了欧美又变成艺术片，说不上来的。到了拍完《喜宴》之后，我才意识到，有得奖的压力，有商业上的压力，我也不敢做作，我就是小心一点，我知道因为我必须要走进艺术院线这样一个路线，才有商机、才有活路，所以我在品味上面要克制一下，如果有时候太粗俗的，我就不能用，可是这个东西反而变成一种商机。所以我觉得很难讲，王家卫最大的商机就是他的不商业，他如果做了商业就没有人要看了，侯孝贤也是这样子。所以在我心里我不会这么区分。怎么样用最诚恳的态度，也不要去想风格了，我曾经讲风格是没有风格的人去操心的事情，不要太去想它，最重要是你最大的长处要发挥出来。你用这个东西去跟商业体系抗衡都来不及，我觉得不要自己首先去想，我运气好的时候两边都打上，运气不好的时候两边都打不上，都可能。真诚比关怀更重要△：李安导演，您好，请问您认为看一部影片的时候怎样去把握、定位它的方向，是别人看了之后会反省自己，还是为了宣扬人文关怀？
李安：其实我觉得不着痕迹的最好。如果我今天身上加了两个光环，我要关怀人性那个东西，做出来可能很做作，像主流片一样，我觉得会有一点做作。我讲一下我的心路历程好了，我头两部片子就是想把它拍出来，真的是没想这么多，尤其是第一部片子，我关怀的人文其实关怀的是我自己，把自己亮出来给大家看，把我的心事讲出来，我觉得关心我自己就是关心了观众。现在中国好一点，我觉得过去群体性很强，就是人权、人性的剖析上面还不够勇敢，还不够精到。我觉得这是不够的，我觉得尤其你们这一代，你们对自我会有很多的觉醒，那你不要觉得是自私。你把自己很诚恳地摆出来，这是对人性的关怀，你会找到知音，找到观众，这是一种公德。我觉得不必去拿道德的架构去正面的看它，或者反面的看它，我觉得你不需要去讲一个道德上的东西，去宣扬道德，用一种很温暖甚至很做作的方式去做它，也不要逆着它愤世嫉俗，觉得我不逆着它我不是艺术家，这个对我都不构成问题。我觉得你要很勇敢的，画画做到最后跟我们一样，用一个字形容的话就是勇气。天分、努力、机运这些都是有的，可是你有没有勇气去摸你不敢摸的地方？人性里面很幽微说不清楚的地带，其实越让我害怕的题材，对人性越有挑战，越有意思。当然在怎么样去触摸它方面，我的个性有很大的作用，我这个人比较温和，所以我不会撕破脸，基本上我不会去做很悲怆感、很绝的事情。因为我的个性是这样，可是我要有胆气跟兴致、诚意去触摸那样的题材。我觉得这个跟画画也是一样，画画比较安全，你不必在大庭广众之下。你找到几个知音，在艺廊里面就可以了。你们机会比我们好，我觉得做电影，这个是很需要的，渐渐的渐渐的每个新的片子里都有挑战。我觉得我不是一个特别温柔的人，我觉得做人可以温柔，可是做艺术品不能手软，我的个性如果写出来那是王羲之王派的行书吧，我是喜欢比较圆润一点，像鹅的脖子一样，起笔、下笔我都要一个三折法，这样做得比较安心，对得起观众，对得起我自己，这是我的个性。我也不会鼓励每个人都这样做，题材方面我觉得要深、要大胆、要言人所不能言，而且要别人探测不到你能够探测得到，这才是你的独到之处，才值得我们花票钱去看。制造东方文化回流△：在您的作品中，贯穿的一个主题是“东西文化冲突”。请问这种冲突对您自己的生活来说构成或者说曾经构成很大的问题吗？您选择在西方发展，是否意味着您打算用自己的电影为这种冲突构架一座桥梁？李安：桥梁是一种结果，不是我的本意，处理东西文化冲突是我的生活经验，我想各位也有经验。因为几百年前咱们中国人被打败了，从工业革命开始很多西方的国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中国因为锁国、因为帝国的关系反而是倒退，中间出现了很大的落差，我们必须跟上去，不光是科技上面，船坚炮利要跟上去，你整个的思维形态、文化形态都要做调整。我觉得这几百年来我们都还在挣扎，这个文化冲突任何中国人都有很深的体会，用不同的方式体会的，这是我在台湾成长一个很深刻的经验，所以我把它表现出来是很自然的。当然片子出来遇上观众又是一种新的文化冲突，在实际工作中我也碰到很多冲突，你们将来出去也会碰到，在这段冲突时间内，我们中国做了一件最伟大的事情，不管怎么折腾，我们存活了下来。你们这一代是很幸运的，受到培养、滋润，你们的环境比现在台湾的学生要好，台湾现在正在折腾。我在台湾的艺术大学演讲，将来要占据华语市场你们会很辛苦。我们这一代比较幸运一点，冲突我们还撑下来，还有特色可以发挥，他们下一代可能没有你们这么幸运，就是台湾的同学们。不过我总是希望，大家能够齐心协力，在中国文化、东亚文化里面能够闯出了一条路，能够有自信，能够现代化，能够抓到人性共同的地方，然后对西方能有这样的回流。我觉得大家跟着西方走到现在，文化上面、社会上面、*治上面、环境上面都出现很大的问题，就是资本主义和议会制下面所带有的就是所谓民主主义引导我们走的方向。地球是生了很大的病，我觉得我们东方有很好的东西可以回应回去，这要靠你们这一代去做，我希望你们做得比我们好。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