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年1月下旬， 第42*指战员在朝鲜战场上观察到了非常反常的现象：雪地上出现大量的苍蝇和跳蚤。也正是在相近的时间段，臭名昭著的日本战犯、原部队负责生物武器研发的细菌战专家石井四郎，被美国派赴朝鲜前线。美国官方的公开表态是，石井的任务是调查美*中的不明死亡现象。
石井四郎。来源/纪录片《杀人狂魔石井四郎》截图为什么美*会利用石井？真的是因为技不如人？这里要澄清一个长期存在的认识误区：实际上二战期间，日本在生物武器的总体水平上，远远落后于美英。
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体现在细菌炸弹上。细菌炸弹的抛撒过程，需要用炸药炸开壳体；这个过程中有一个非常大的技术难点，就是如何避免高温高压的炸药燃气，把炸弹中的大部分细菌杀死。日本一直没有能成功克服这个难关，不得不采用强度很差、易碎的陶瓷来做弹体材料；这样的武器，实际上不具备合格的运输、挂载作战能力。
美国在二战期间就突破了钢壳细菌炸弹技术，并且有能力将其量产。但由于国内法律法规的限制，美国和英国这两个二战期间的生物武器强国，都没有条件进行较大规模的人体实验，因此在这方面的数据资料积累上远不如日本。
日本投降后，美国出于获得相关人体实验资料，以及有相关经验技术人员的目的，豁免了部队的战犯罪行，大量留用包括石井在内的人员。这是历史上极为丑恶的一幕：一群犯下骇人听闻的反人道战争罪行的战犯，反而因为自己的罪行逃脱了应得的制裁。
抗美援朝 在雪地上发现美*投放的昆虫。来源/纪录片《杀人狂魔石井四郎》截图在20世纪中叶，生物武器（当时以细菌为绝对主力）虽然已经臭名昭著，但直到70年代之前，都没有被主流国家缔结公约所禁止使用。事实上，美国最后一次严肃考虑在战场上使用生物武器，是在年之后的越南战场上。
反常的自然现象、具备恶性嫌疑的战犯奔赴前线、缺乏国际*治体系的针对性制约，都不得不使 重视起这样一种可能性：美国人是否在策划实施“细菌战”？怎样才能有效地应对“细菌战”的威胁，并进行有效的回击？
美*播撒细菌昆虫范围示意图。来源/纪录片《国家记忆》截图
防疫管制
司令部对此高度重视，一方面将相关信息转告*中央；另一方面又发动一线部队官兵警惕和报告类似现象，并得到大量的信息反馈和疑似作为细菌宿主与投放容器的实物证据。
战士捕捉细菌虫。来源/纪录片《国家记忆》截图
在一个月后，根据*中央的判断和指示，《人民日报》以中国人民 和朝鲜*府的名义，在头版头条刊载了新闻，谴责美国在朝鲜战场上大规模进行“细菌战”，并展示了散布容器和细菌涂片的照片。相关新闻迅速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轰动。
很快，在中央卫生部副部长贺诚、解放**事医学科学院院长宫乃泉的组织下，国内又派遣了一个30余人的专业防疫检验队奔赴朝鲜，协助 进行反“细菌战”。除了负责摄影和其他技术工作的十余人外，他们均是医学和生物学相关领域的专家，包括：昆虫学家何琦；跳蚤专家柳支英；寄生虫专家吴光、包鼎丞；细菌学家魏曦、陈文贵、方亮、谢知母、郭时钦、程知义；病*学家郭成周；流行病学专家何观清、俞焕文、刘维通；青年科学家10人左右，包括任民峰、吴滋霖、胡介堂、李义民、李振琼、高韵调、刘育京等。其中陈文贵是鼠疫菌专家，抗战时证明过日*投撒鼠疫，对细菌战的认识尤其深刻。
防疫检验队抵达朝鲜后， 卫生部部长吴之理将他们分成4个组，最大的一个组部署在 卫生部附近。其余的三个组，部署在东、中、西三条线的兵团卫生处，并负责对基层送来的标本进行初检、指导现场防疫工作等。在初检中怀疑带有细菌战剂的样品，会继续后送到成川大队本部进行第二次检测。
针对“细菌战”威胁的直接防御性措施，很快被制定下来。
在个人层面， 要求参战官兵加强个人卫生管理，针对可能的传染性疾病普及注射了多种疫苗；日常活动中，每个人都要扎紧裤腿和袖口、并使用毛巾围住脖子，尽量减少跳蚤等寄生虫的威胁。
针对“细菌战”威胁， 正在给朝鲜人民注射传染病疫苗。为应对美*在战争中悍然使用“细菌战”，我*派遣检疫部队入朝，展开大规模防疫运动
在战场环境层面上， 设置了更多的对空监视哨，密切监控是否有美*活动、特别是否有特殊类型的炸弹投下。一旦有可疑情况，必须立刻采集标本送后方检验，并通过播撒杀虫、消*类药物，就地消除隐患。
一旦怀疑有指战员被疫病感染，疑似患者需要先隔离后报告，以第一时间阻断传染链。在当时的观念限制下，尤其具有魄力的一条决定是，允许相关人员解剖患病逝世人员的遗体，以确定真正死因。
特别是涉及遗体解剖的规定能够得以出台执行，彭德怀的支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对于后来的战争医疗支持和*事医学基础研究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意义已经超越单纯的细菌战威胁防控。
总体而言， 制定的措施非常有效。它不仅抵御住了可能的人为细菌战威胁，也非常有效地针对朝鲜战场的当地自然疫情，形成非常强的抑制作用。在随后一整年中， 的患病人员数量出现大幅度降低。
吴之理在晚年的回忆中，提到了这样一件事：年，一些参与过朝鲜战争的领导干部遇到他后还在感叹，美国搞出这么大的“细菌战”，我方竟没有一名死者，当时就觉得不可思议。
*治舆论攻势
另一方面， 也在*治舆论领域发起了攻势，向国内外宣传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使用了生物武器；对内进一步激发、团结对美的斗争情绪意志，对外削弱美国参与朝鲜战争的*治基础。这些方面的努力，包括组织接待国内外的多个调查团，举行相关听证会，组织美*被俘飞行员撰写相关文章并发表在《人民日报》等媒体上等。
在这些舆论攻势中，几个调查团起到了最主要的作用。国内的“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主要由社会各领域的名人组成，全部都是中国人。带队的二人，分别是时任卫生部部长的李德全，以及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外联部副部长的廖承志。
美国“细菌战”罪行调查团团长李德全(左)、副团长廖承志(右)、秘书长官乃泉(中)等,在朝鲜观看美*撒布细菌所用小降落伞纸筒等容器国外调查团主要有两个，分别是国际民主法律调查团和国际科学家调查团，两个调查团的总体态度，都认为美国使用了生物武器，发起了细菌战。国际民主法律调查团的成员中不包括自然科学家，对于 提供的结论接受程度很高；国际科学家调查团的成员，则全都是相关领域的专家，对于相关证据的可靠性和说服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国际科学家调查团的团长是英国科学院院士李约瑟，著名的“李约瑟之问”即由他提出。副团长是苏联科学院的茹科夫·维勒斯尼科夫院士。茹科夫对生物武器很有经验，曾是审判日本生物武器战犯的医学专家。其他人还包括巴西生物学家贝索亚教授、法国兽医专家马戴尔教授、瑞典临床化验专家安德琳、意大利生物学家奥利佛教授。
为了形成最有说服力的结论，中国也派遣了水平很高的专业人员，与国际科学家调查团进行对接和协同。后来成为“两弹一星元勋”和中国科学院院士的钱三强博士担任了联络员，陈述医师担任俄文翻译，热带病学专家钟惠澜和妇科教授严仁英担任英文翻译。
调查团首先在中国东北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奔赴朝鲜会见朝方和 的代表。在听证会上，朝方和 向调查团提交了涉及霍乱、鼠疫、跳蚤的多个案例，并得到调查团认可。随后调查团又在朝鲜北边的碧潼战俘营中，会见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的美*飞行员战俘。
调查团回到北京后，发表了页厚的黑皮书《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及附件》，并得到毛泽东的接见。这一报告书，成为随后中国在欧洲进行反“细菌战”宣传的最重要依据，并取得了巨大的社会舆论反响。
反细菌战游行。来源/纪录片《国家记忆》截图从最终的结果来看， 通过卫生防疫强化和开展*治舆论攻势，确保了自身不受伤害、并削弱了美国参战的法理基础，使其承受了*治舆论上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