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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中国文
智谷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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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在限电风波中忐忑地等待一个确定的声音，告诉他们今年的冬天不会太难熬，一切困难都会过去。
东北在摸黑寻找方向，而上千公里外的水乡乌镇，01年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也释放着另一重信号。
世界市值前十大企业中没了来自中国大陆的企业，今年乌镇大会上主要发言的企业家，是以世界首富、特斯拉CEO马斯克为首的，英特尔、思科、高通这几位美国科技公司的掌门人。
马斯克在会上，以及最近一个月时间里，连续夸赞中国的数字经济，称中国是“全球数字化领导者”。这是一种姿态。
但开幕当天最重磅的，还是来自中央的声音。高层在给峰会的致贺信中写下，“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里，发展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仍将是中国迫切的任务。
大会致辞说到：科技向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世界各国要共同维护基础设施的安全可靠，坚持科技伦理，打击网络不法行为，真正保护公平竞争和推动创新，合理界定数字产权，克服“鲍莫尔病”和“数字鸿沟”，实现包容性增长。
致辞中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克服“鲍莫尔病”，一个是克服“数字鸿沟”。
鲍莫尔病（Baumol’sDisease）是一种成本病和增长病，由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在年提出。他将宏观经济分为进步部门和停滞部门，并得出结论：进步部门生产率增长快，将导致停滞部门的单位产品成本相对不断上升。
这里的成本，大部分时候指劳动力成本。对停滞部门来说，成本相对上升即会造成价格波动，从而影响需求侧和消费侧，行业面临萎缩和危机。但对就业者而言，工资上升反而吸引了他们加速进入停滞部门。
这种矛盾最终会拖垮停滞部门，引发连锁反应，进而使国家经济增速趋近零。
在鲍莫尔所处的年代，进步部门是指的制造业，而停滞部门则是教育、餐饮、娱乐、表演艺术等为代表的服务业。这个理论的不断拓展和深化，从一个角度解释了在上世纪中后叶发达国家的诸多产业*策变化。
谁是进步部门，取决于生产率的增长快慢。高层在当下的互联网大会上提出鲍莫尔病，“进步部门”指代的是以互联网和新技术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产业。而所有需要转型、升级、改造的线下产业和实体经济则成为另一极。
毫无疑问，过去十几年互联网行业的高速发展，成为中国的经济引擎和造富行业。最早布局“互联网+”和数字产业的城市，如杭州和合肥，在今天已经啖到头汤超越了很多老牌的工业强市。
0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史无前例的5.4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美国数字经济规模13.6万亿美元），规模增速高达9.6%，位居全球第一。数字经济在中国GDP占比已超38%。
《光明日报》评论员文章写到，鲍莫尔病会同时导致“资本流向回报率更高的金融行业和实体经济空心化，对数字经济时代而言，就会出现技术与资本合流形成的‘技术利维坦’，不断向其他相关行业拓展延伸。”
克服鲍莫尔病，是仍然继续鼓励和支持互联网企业创新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同时，进入强监管、规范化、反垄断和防止技术资本无序扩张的阶段。最终是为了带动各个经济社会部门共同增长，造福人民，构建命运同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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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未来》的卷首写到，“深刻的裂痕正在撕裂我们社会的肌体。裂痕给我们的民众带来新的焦虑与愤怒，给我们的*治带来新的激情。”
沟壑的加深正在成为当代发达国家的大麻烦。
于是，人均GDP稳定突破1万美元的中国迅速转向了共同富裕的实践。可以看得见的是，在01年里中国的话语体系围绕于此迅速改变。
两会时，*府工作报告就写下了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制定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在这之后，各个领域里治病纠偏的*策陆续出台，给楼市、互联网、金融、中概股、教培行业等带来巨大的变化。
从没有一个国家、如此多的人对“共同富裕”这般执着。
过去四十年，中国讲究效率优先，创造了大量财富；未来则转向公平与效率并重，避免资本主义式的撕裂在中国发生。
1世纪初，有学者用“一个中国，四个世界”来描述国情。这四个世界分别是一线城市、沿海和大中城市、中低等收入地区，以及贫困地区。
今年初，高层用解决城乡差距、收入差距、地区差距的“三大差距”论做了定调。目前，教育、医疗、住房为代表的产业将持续进行均等化改革。这都是过去依靠市场化和资本没有解决问题的领域，也就是改革的深水区。
在国际上，往往把“数字鸿沟”列为城乡二元、工农差别、脑力体力劳动之后的“第四大差别”。
数字技术的应用是又一次革命性的生产效率提升，它最好是普惠性的，而非再次让鸿沟加深。
如今中国在探索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建构的道路上，比任何国家都走得更远。
中国从数字化技术落地之处，就特别注意不要让这个差别，又成为一些人撬动差距的杠杆，而是能随着时间积淀的红利。
在全球脱钩和撕裂的大环境下，中国克服数字鸿沟的故事或许更具有时代意义。也许，能够为世界提供一条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
03
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人，他们的差距是被收入水平拉开的。
在国营体制内端着铁饭碗，但工资只有几十块钱，而下海、闯深圳的人很快收入达到了数百块。社会上出现了开小车、讲大哥大、梳大背头的万元户群体。
改革开放后的第二代人，差距就已经是被房子、股票投资等资产拉开的了。
资产性收入对于劳动收入完全碾压，拆迁户、股民的身家对于大学生、工程师和科学家的全面超越成为常态。
改革开放的第三代人，拉开差距的因素变得越来越可继承。
代代传承的财富和资源，逐渐超越了个体通过技能、知识创造财富的边界。官二代、富二代与厂二代、农二代之间的天堑变得无法逾越。社会垂直流动趋向停滞，将影响之后每代人的命运。
一边，无处可去的热钱不惜花上百万去购买NFT画作，把股票概念炒得泡沫化；另一边，云贵大山里的留守儿童在憧憬何时才能走出大山。这种极端的对比情况如今常常在各大媒体平台上看见。
改革开放至今，数字技术应该是最接近平民化、平等化、平权化的一次技术普及，让不同身份、不同学历的人都能重新找到自己在社会顺序中的可能性。
随着外卖、直播、快递物流的下沉，很多人能在老家就做一份较高收入的工作。不说比肩一线城市，但也比当地平均薪资和在家务农要活得滋润很多。
互联网在中国腾空而起，编程教育的门槛不断下降，很多以前只能去流水线和建筑工地的工人摇身一变成为了白领、程序员和创业者。这样的故事很多，其意义在于普通人仍然能够通过自身的奋斗成为新进生产力的代表，实现收入和身份的改变。
去年火上了热搜的孙玲，从湖南农村出生，到深圳电池厂当工人，最后自学成为美国谷歌程序员，拿到高薪收入，站上TED讲台。这是一条传奇的“人生逆袭”的模板。
众多有编程知识的业余程序员回到家乡，专门做推动当地数字化的工作来创业。在安徽淮北，就有一个由退伍*人组成的创业团队，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