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金融界网站
来源：玉鉴琼田
导读：一个自由市场就是一个博弈场，其正常运作最重要的是要有明确的游戏规则，有裁判来监督执行这此规则，“要保证裁判的公正性，要特别小心是谁在制订规则，规则是服务于谁的利益”。
这次机构改革，证监会没有被合并，我认为合理。一是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监管区别大，二是中国证券市场规模已经全球第二，还是由一个单独的监管机构监管更好。我《德国银保证监“三会合一”过程的轶事》讲到新加坡和德国三会合并，毕竟那都是小国。
年时，中国股市的监管措施争议很大，想了解美国是怎么监管股市的，我读了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院院长乔尔·塞里格曼的《华尔街的变迁：证券交易委员会及现代公司融资制度演进（第3版）》。这本书是讲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U.S.SecuritiesandExchangeCommission，简称证交会SEC）的，是本页的厚书（其中注释和参考文献部分有多页）。以美国证交会历任主席为主线，对证交会自年成立至1年的历史作了“不加掩饰缺点的描述”。这本书作者是法学家，写得专业性很强，有对历史事件、人物的生动记录，更对监管政策演变过程作了理论性阐述。相比之下，《伟大的博弈》作者约翰·戈登是个经济史专栏作家，写得更为通俗易懂（以下引文除个别注明来自于《伟大的博弈》，均来自于《华尔街的变迁》）。
作者写道，证交会曾经赢得“独立委员会的杰出榜样”、“最有能力的联邦政府监管机构”的声誉，尽管证交会某项政策的明智程度可能受到合理的质疑，但是，对于它的整体价值，市场却从未否认过。它通过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和执法行动，减少证券欺诈和不公正现象，努力消除股票市场的反竞争行为，为国家金融体系做出了卓越贡献。
当然，美国证交会不可能是一个完美的机构、每次都制订出最优的政策，它在次贷危机中也备受指责。它监管如此庞大复杂的证券市场，既有很多成功经验，也有一些问题和教训。粗略读来，突出感受有如下几点。
一、监管机构专业性极其重要，特别是证券监管这种复杂度高、影响大的监管。需要理念、理论的指导和实证研究，需要专业人员。
刘鸿儒在本书序言中写道：“证券市场监管并不是仅仅通过行使行政权力就能做好的事情，需要思想和理论。监管制度和机构的确立和重大演变需要建立在由理念指导的大量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并且要体现这些被调查研究论证过的观点和想法。”。证交会第二任主席兰迪斯说：“要改进行政程序，至关重要的是选择高质量的人。其他任一举措都不能达到同样的目的。”作者写道：建立证交会这种“独立”监管机构的主要目的就是让有经验的专家来解决特定的、高度专业化的监管问题；正如歌剧的关键之处在于其音乐，证交会成功的原因是专业素质优秀的职员。“历史上，通常要求证交会委员具有会计、公司法和证券法、经济学、投资银行、公司治理、共同基金管理、公用事业结构，以及立法战略或其他领域的专业知识。最近几年，证交会委员们也遇到了关于新投资工具问题”。
怎么能达到良好的专业性呢？从证交会的历史看，我觉得总统、证交会主席、证交会职员三个层面都很关键。
首先，总统对证券市场的监管思想、对证交会工作的重视程度、对证交会主席和委员的任命，起着重要的作用（包括证交会主席在内的5个委员都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批准，任期5年）。正面的例子如富兰克林·罗斯福，证交会本身就是反映罗斯福新政思想的《年联邦证券法》的产物，他非常重视证交会的工作，有从保护投资者出发加强监管的正确思路，知人善任、很有技巧地选择了正确的主席（第一任主席约瑟夫·肯尼迪是富兰克林的政治支持者，在其商业生涯中，是个联手庄主和职业炒家，在他被提名时被评论认为这“就像是安排一只狼来保卫一群羊”，但他洞察市场，善于沟通，起到了华盛顿和华尔街的桥梁作用，推动初创时期的工作开展，第二任主席兰迪斯则是参与起草证券法的法律专家），反映了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政治智慧。而有的总统对证交会主席和委员的任命“作为一种政治奖励的形式被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草草掠过”。这是美国政治中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将职位作为政治奖励，“给忠诚的赞助人以适当的回报是一项近乎庄严的义务”（《伟大的博弈》），只是对专业性强的职位其负面影响更大。如杜鲁门总统说自己对股票市场没兴趣，也不关心证交会的活动，任命密友麦克唐纳为证交会主席，几位证交会高级官员都认为他是凭着唱歌才能登上主席职位的。尼克松总统对证交会进行的10次任命中，约半数是出于政治原因。不过随着证券市场地位的重要和舆论等各方约束的加强，后来证交会主席和委员都是专业背景很强的业内资深人士，可能不会再有麦克唐纳那种当上证交会主席自己都觉得诧异的情况了。
其次，证交会主席应该是一个“能够将非凡的才能与对公众利益的热忱融为一体”的人（弗兰克福特在致罗斯福的信中语），他的监管思想、专业能力、沟通协调能力（要获得国会、相关政府部门的支持，处理好和交易所、华尔街投行、上市公司，律师协会、会计委员会等方方面面的关系，需要高超的政治技巧），对工作效果影响很大。如60年代证交会遵循“最少抵触路线”来推动工作。“在没有行政机构和国会有效支持的情况下，仅依据模糊的法律授权来指导任一联邦监管机构，并让它显著地改变一个行业的行为惯例，必将困难重重”。哈罗德·威廉斯在担任主席的年至年间，对电子化的集中式证券市场推进缓慢，因为他认为证交会的经历或者性质都不适合充当“行业策划者”的角色，“如果要开发一个全自动交易系统，那就应当是经济力的产物，而不应是证交会命令的结果”。这种谨小慎微、缺乏领导力的做法不能有力推动巨大的变革，延缓了全国证券市场体系的电子化建设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