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CFP/供图）
吴晨/文
Netflix出品的纪录片《买进名校:美国大学舞弊风暴》，在开头就展现了一连串美国高中生等待大学“放榜”的焦灼。美国没有统一的高考，是否被青睐的大学录取在拆封大学寄回的邮件之前充满了悬念。拿到录取通知书的人欣喜若狂；如果是候补录取，几乎像泄了气的皮球；如果直接是婉拒信，周围的朋友和纸巾都少不了。
美国名校的录取，仅仅是在前门公开的竞争，早已白热化。后门的竞争，更是财力的大比拼。校友的子弟会增加录取的机会，父母如果愿意大手笔捐款，子女录取的几率就会大很多。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高中成绩平平，依靠自己老爸给哈佛大学万美元的捐赠获得了录取藤校的机会，是典型的堂而皇之“走后门”。除了正门与后门之外，还有“边门”。《买进名校》记录的就是年被暴出名校走“边门”的丑闻，体育教练转身而成的大学申请咨询师辛格，抓住了名校招“体育特长生”的空子，让一些富裕家庭的孩子可以花费几十万美元就被名校录取，其中不惜造假、代考和行贿，各路成功人士对走“边门”趋之若鹜，不在乎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唯一花心思在于避免孩子知情，担心打击他们的自信心，极力营造他们通过自己努力成功的假象。
《买进名校》把名校录取丑闻引发的舆情表现的淋漓尽致，舆论普遍认为这些人“走边门”是对教育公平的践踏，挤占了平民子弟实现美国梦的机会。丑闻中花钱“走边门”的家长中有律师、明星、企业家，不少因此被判刑入狱。但影片真正引发思考的并不是一小群人为孩子“买到”入学名校资格的不公，而是为什么这些美国社会的“成功人士”，会冒着犯法的危险，为的就是确保自己的孩子能够在藤校有一席之地。这种行为背后其实凸显了美国社会的变迁。拿到名校的文凭就意味着孩子有更多机会跻身于社会的中上层，而不用担心向下沉沦，为此成功人士会使出自己的浑身解数。而名校的竞争激烈并没有让无家世背景却有潜力的年轻人有更多机会“登龙门”，实现阶层的跨越，反而强化了阶层固化。关上这扇边门，未来又可能有人找到另一扇侧门，而后门永远对富豪是敞开的。
美国式高等教育的内卷，体现在成功人士不择手段为孩子争取稀缺名校录取资格，其实在制造新的不平等，而名校毕业生所强化的阶层身份，与“美国梦”所标榜的“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理想背道而驰。政策制定者希望大学教育是一个给每个人都提供成长机会的平台，但现实中美国大学本身却正在蜕变成全新的种姓制度（Caste）。内卷的另一副作用则是夸大“个人英雄主义”的成功观，制造出一代缺乏自省与感恩的年轻精英。
精英的暴政加剧了内卷
美国的大学教育在二战之后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样的名校，在年代之前仍然是上流子弟的俱乐部，是类似贵族精英世袭的高等教育领地，只有校友的子弟、有钱金主的孩子、还有美国东部一些著名私立学校的毕业生才能进入，甚至对犹太人都有严格的名额限制。
年代，哈佛大学老校长康纳特（JamesConant）致力于改变这一切，希望推行精英教育，让任何有才华的人，不论家世背景，无论家境如何，都有机会进入哈佛深造，康纳特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剧变的时代让美国“不拘一格降人才”，培养未来需要的技术人才和领袖人物。康纳特的努力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引领新风潮，奠定精英教育的基石。再也没有谁只是因为是校友的子弟或者煊赫的家世背景就能进入哈佛，哈佛录取的学生变得更加多元。
但这种从贵族教育向精英教育的转型，很快就被崛起的中产阶层找到了录取的窍门。精英教育录取需要通过SAT这样的标准化能力考试（俗称美国高考），而家境优渥的家庭能让孩子上补习班，参加应试培训；考试成绩之外，精英教育要求多方面的发展：成绩、课外活动、领导力、体育、才艺等等，同样成功人士的家庭可以通过各种包装来满足哈佛招生官的要求。
中产阶层为了争取进入名校的“军备竞赛”加剧了名校的竞争。在年代，即使哈佛耶鲁这样的顶级名校，录取比例大概是三比一，因为在当时，名校对于一个人的成功帮助并没有那么大，大多数美国人会选择就近读大学。到了年代，录取比例变成五比一，仍然还没演化成惨烈的竞争；到了年，录取比例变成了二十比一。为了争取藤校的一个录取名额，竞争加剧，“直升机”父母成为常态。
很快，精英教育不再是从普罗大众中选拔精英的机制，不再是加速社会流动性的推手，反而让成功人士更容易把自己的阶层代代相传。一些调研发现，美国精英大学教育在推动社会流动性上越来越乏力，学生中因为高等教育而从社会底层收入最低的25%人群，跃升到顶层收入最高的25%人群的比例，只占总学生人数的1%至2%，可谓凤毛麟角。哈佛大学来自顶层1%收入家庭的学生人数，比来自下层50%收入家庭的学生加起来还要多。在《乡下人的悲歌》中，出生于贫困家庭的作者万斯进入耶鲁法学院时发现，自己是多名录取者中唯一一个来自低收入人群的学生。
哈佛教授桑德尔在新书《精英的暴政》（TheTyrannyofmerit）中把这种精英教育所导致的“内卷化”归咎于精英暴力。
精英暴力就是人为制造稀缺性，让名校变得越来越难进，让大学排名变得日益激烈。精英暴力也让成功进入哈佛的年轻人饱受摧残，一方面让他们对自己的成功很迷信，认为成功都源自自己的努力；另一方面这也让他们变得更加不独立，从小精神就备受压力，因为大多数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直升机”父母的精心安排。英文里父母（Parent）这个词，直到年代才变成了一个动词，也就是为了孩子的成长不遗余力地去设计和呵护，就好像一个努力的产品经理一样。而各种比拼让高中生活变得日益繁忙，也加深了这些得以进入名校的学生对精英主义的信奉。
精英暴力，即使进入大学校园，也仍然无法停歇，为了排名而竞争，成为精英暴力内卷的标志。习惯于竞争的年轻人，停不下来脚步。但这有违精英教育的初衷。大学教育需要年轻人去探索、去找寻自己未来的方向、需要充满好奇心，当然也需要培养团队协作精神，而不是个人的分数主义。但即使是哈佛的年轻学生，仍然对分数特别在意，特别在意与别人相比自己的排名如何。哈佛校园有多个社团，也延续了竞争主义的思想，都以难进而著称。进哈佛是鲤鱼跳龙门，跳龙门之后又如何？继续跳，从一个圈到另一个圈，从一个坑到另一个坑，仿佛只有不断地去竞争、比拼，才是精英的特质。
针对精英暴力，如何解局？桑德尔提出了一点思路：把无休止的军备竞赛，变成及格赛+抽奖。他建议设立一个大家都公认的入门录取标准，然后让合格的申请者抽签决定谁能成为十分之一的幸运儿。这其实也是录取办公室老师的想法，因为每年哈佛四万多申请者，至少一半以上都能够适应哈佛的学业。
这么做有两方面好处。一方面减少“内卷”的竞争，让孩子的高中时代能够过得更充实更多元；另一方面也减少进入名校之后的自得与自大，因为能进哈佛，主要因为自己的运气好。人生中，运气其实非常重要，而精英暴力却让名校学生在机会面前缺乏最基本的谦逊。
以增加教育治疗
贫富差距是抓错了药方
《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的作者皮卡蒂认为，过去四十年，全球化和高科技的崛起，推动了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贫富差距的拉大。他认为，传统的左派，比如美国的民主党和英国的工党，都没有能够着手去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反而把所有的赌注都放在高等教育和教育公平上，是抓错了药方，也让全球化带来的收益不对称持续影响整个社会，构建了民粹主义的土壤。
年代开始的美国教育的内卷，与美国贫富差距的逐渐拉大基本上同期。面对里根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高歌猛进造成的贫富差距愈演愈烈，美国政客认为，鼓励更多人上大学，是解决不平等问题的良方。他们认为，只要学地多，就能挣得多，却忽略了美国经济正经历最严峻的结构性调整。
推动更多人接受大学教育，变相增加了名校录取竞争的“军备竞赛”，并没有带来更多的教育公平，反而催生了文凭至上主义（Credentialism），也让名校变成了进入社会上层的身份标识。
文凭至上主义创造出一种幻觉，任何人都能够也应该靠自己的努力上大学，然后就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更好适应外部的变化。这会强化成功者的自我优越感，认为自己的成功源自自己的努力，同时也会妖魔化那些失败者，尤其是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人，让他们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自己没有努力。上过大学或者读过研究生的人，歧视没有上过大学的人，这种歧视非但不会被批评，反而被双方都接受，这是精英暴力时代的特点。
精英暴力忽视了在很多情况下，外部环境、运气和机会与一个人的成功有莫大关系。在《乡下人的悲歌》中，作者万斯一再强调外部环境的重要性。家庭是否完整，是否有稳定的收入，学校里是否有爱心的老师，这些因素任何一项的缺失都可能让人失去向上竞争的机会。万斯的同学没有几个能上大学，他如果没有在海军陆战队四年的锻炼，也很难想象自己能上大学，甚至从耶鲁法学院毕业。军队帮助他成为一个能够独立生活的人，给他最基本的训练，理解什么是健康的饮食，怎么理财，怎么规划未来。
贫富差距拉大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没有上过大学的人不再努力。蓝领工人生产力的提升在过去四十年并没有停歇，但收入增长明显停滞了。原因是话语权的变化和博弈中实力的此消彼长。资本与劳工之间的博弈，在全球化和高科技的时代明显偏袒资方，资本的力量大大增强，劳工却无法因为更高的生产力而获得更高的收入。
这在英国和美国战后政客的学历变化上也能看出。战后英国工党政府中不少优秀领袖，包括英国全民健保（NHS）的创建者卫生部长贝文（AneurinBevan）和副首相莫里森（HerbertMorrison），都是中学辍学，要么在煤矿中当过工人，要么在工会中摸爬滚打，从足够的实践中积累了经验。美国最优秀的两位总统都没有上过大学，分别是开国元勋华盛顿和解放黑奴的林肯。杜鲁门是最后一位没有上过大学的美国总统，却也被认为是现代史上最优秀的总统之一。
英国工党，这个传统意义上是代表劳工的政党，没有上过大学的议员在年还占到37%，现在已经不到7%。同样的趋势在美国国会也是如此。目前美国参议院名参议员全部有高学历，多名众议员中只有5%不到的人没有上过大学，但在二战之后，没有大学学历的国会议员占比还很高。劳工阶层在代议制政府中占比如此之少，是当下文凭至上歧视的一种直接反映，虽然没有上过大学的人群在英美都占了整个人口的三分之二。
类似的情况，在20世纪开启普选之前，其实司空见惯。在贵族政体或者只有有产者才有投票权的民主政体中，政客大多数都受过精英教育。精英教育的文凭至上主义，反而带来了民主的倒退，值得深思。
为什么藤校始终未被颠覆
美国高等教育不仅仅竞争日益激烈，更离谱的事情是学费在过去四十年增长了1%。相比之下，在全球发达国家中医疗成本最高的美国，医疗费用同期翻了六番。但与医疗不同，教育从产品到服务都没有本质的提升。这不禁让人纳闷，在硅谷整天要颠覆各种行业的美国，为什么没有产生颠覆高等教育的力量？在几乎每个行业都出现赛道外的野蛮人的美国，为什么名校的排名在过去几十年基本上没有变化？
一个简单的解释是，美国高等教育，尤其是排名最靠前的名校精英教育，在过去几十年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从公共品变成了奢侈品。它把为社会提供最重要的公共品——让更多普通人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变成了人为制造的奢侈品，就好像供富豪炫耀性消费的“凡勃伦商品”，学费接连上涨，只会增加藤校的稀缺性。
相反，美国的公立大学（州立大学）却接连遭受国家投入削减的窘境，尤其在8年金融危机之后，不得不接连削减预算，只能依靠不断涨学费来补贴开支。国际学生的学费（一般比在本州上学的美国学生要高出几倍）变成公立大学的主要收入来源，金额在年已经超过亿美元。学费增加又让学生贷款像滚雪球一样增加。学生贷款原本是希望让家境一般的学生也能上得起大学，结果却让更多美国中下阶层的孩子从职业生涯一开始就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美国学生贷款总额已高达1.6万亿美元，比信用卡债或者车贷还要多，平均每人3万美元的债务。
过去四十年，藤校越来越挑剔，州立大学越来越依赖学费，尤其是国际学生的学费，而学费增长反过来更是刺激盈利性大学的扩招。
高等教育繁荣的另一面，是教育的产品和服务并没有得到足够的投资。在许多大学，教学主要由薪水不高的助理教授和兼职教授肩负，以及几乎是免费的研究生，有终身教职的教授根本不用担心自己教学的水平，尤其是在研究型大学。原本保障思想自由的终身教职，也可能变成大学教育缺乏竞争的原因之一。这种情况，即使亚当·斯密见了也会寒心。
斯密在接受海关监督的工作之前，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执教。18世纪的苏格兰大学与英格兰大学最大的区别是学生直接把学费交给授课的教授，教授教学的好坏，学生可以用“学费”来投票。这也让斯密坚定了即使在教育领域也需要引入竞争的信念。他离开教职时学期还没有结束，最后一堂课上完，他执意要补偿学生的学费，忙着给每个学生的口袋里塞钱。
在新书《后新冠》(Post-Corona）中，纽约大学斯隆商学院的斯科特·加洛韦预测，新冠会给美国高等教育带来“迟到”的颠覆，主要集中在三点。
首先，新冠导致的校园关闭，让许多家长和学生质疑大学学费为什么还要那么贵。
大学教育，尤其是名校的精英教育，其实涵盖三方面，可以用一个公式来理解：T=C+E+Ex（学费=铭牌+教学+体验）。铭牌当然就是名校毕业生的品牌和校友网络，也是名校光环带来的社会资产；教学则是真正学到了什么；体验则是在校园里学习生活的切身感受。
学费暴涨，主要源自品牌溢价。新冠导致校园关闭，教授和学生都在家上课，取消了在校体验，教学的体验也很差，并没有多少大学在远程教育相关的科技应用上有过显著的投资。
其次，依赖视频会议（在美国主要是Zoom）远程教学，效果并不好，让学生和家长都意识到教学的产品和服务需要提升，需要教授针对在线教育对产品和服务做出全新的设计。
在线教学取消了距离和空间的限制，可以让更多人同时学习，增加了规模效应，也有可能带来在软件开发领域常见的X因素，即优秀的软件工程师无论是编程的速度和质量都是平均码农的十倍以上，他们的薪酬也相应要高出很多。规模效应和X因素会让优秀的教师脱颖而出，更受学生所偏爱。教学好的老师可能成为在线明星，可以服务成千上万学生。让更多人可以享受到名校老师的风采，也会让优秀的大学课程变得更普及。
第三，新冠中成长最快的高科技企业和平台企业，未来很可能给高等教育带来全新变化。投资高等教育，对平台型企业而言并不费钱。苹果仅在年投资制作流媒体内容就花费了6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全美最大的公立大学加州大学23个校区一年的预算。
如果高科技企业能与名校合作，就可以更好发挥网络效应，即随着享受服务的人越多，边际成本越低，极大降低学费。如果真能在降低学费同时让更多人通过在线教育获得名校的学位，将会给当下的美国精英教育带来真正的颠覆：没有在校生活“体验”的铭牌含金量还会那么高吗？当名校学位不那么稀缺了，名校的身份象征在未来职场还能那么值钱吗？
教育的内卷源自优秀教育资源的供给不足，以及争取这些资源所引发的日益激烈的“军备竞赛”，而这种竞争并不有助于孩子的成长，反而会给富裕人群更多“作弊”的机会，加剧阶层固化，与希望通过推广大学教育来推动平等的理想背道而驰。针对美国教育的内卷，桑德尔提出引入“抽奖”机制化解军备竞赛；加洛韦鼓吹互联网巨头颠覆教育体系，借助技术的力量大幅增加供给；皮卡蒂则直接把矛头指向资本与劳工之间的大博弈。
希望这些讨论有助于我们去深入思考如何化解我们所面临的内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