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罗斯福新政之后，任何一个成功的美国总统候选人都没有以反对政府、支持自由的立场竞选，肯定也没有人以这个立场来统治。
即便是战后时期的共和党人也一样：艾森豪威尔在内政上比较温和，而尼克松虽然认真考虑过为每个美国人建立最低收入体系，但他也在历任总统中几乎能算上是个自由派了。
在这个方面，于年赢得两个任期中前4年选举的里根就与众不同了。正如他观察到的：“政府不是我们那些问题的解决方法，政府本身就是问题所在。”
里根受欢迎的程度再配合他对私有化的支持、他对美国人的创业精神，以及他对自由市场道德优越性的信仰，都对让这些在20世纪60和70年代被轻视嘲弄的立场重新变得值得尊重起到了重要作用。
批评者将这10年称为“贪婪的10年"。这并不算什么意外。正如乔·索布朗曾经说过的：“今天，想要别人的钱被称为需要，而想要保住自己的钱则被称为贪婪，而当政客们来安排这种交换时，则是同情。"
事实是，20世纪80年代并不是这样的。对于这个虚假说法最直接的反驳就是慈善捐款-毕竟，它代表的几乎是贪婪的对立面--在20世纪80年代有了巨大增长，而增长速度也比之前的几十年快很多。
扣除物价因素，慈善捐赠从年亿美元到了年的亿美元。慈善捐款每年增长的速度比之前25年的年增速要高55%。这一极大的增长在个人捐款和企业捐款两方面都很明显。
正如理查德·麦肯锡所指出的那样，增加的慈善捐款比可能被人看作是奢侈品如珠宝、手表、酒、餐馆用餐和个人服务（如健康俱乐部、美发店等）方面的商品和服务消费的支出要大得多。
一些批评家在将20世纪80年代称为贪婪的10年时，脑海里想到的是如迈克尔·米尔肯那样高调的有钱人。然而米尔肯虽然因为自己的行为获刑并被罚款6亿美元，却不仅并没有犯罪，实际上还起到了有用又有益的社会功能。
之前，那些新兴又有前途的公司很难获得他们所需要的资本，因为银行和投资者通常只会将自己局限于投资那些其债券有投资级别信用排名的公司。也就是说他们只会投资那些已经在发行和兑现自己企业债券时能完成职责、拥有良好兑现记录的公司。
米尔肯的天才就在于，新公司通常比那些老牌公司表现更加出众。他极大地刺激了高收益或者说是“垃圾债券的市场-之所以名字叫这个是因为发行的债券是那些还没有建立信用历史的公司。对于那些愿意承担风险的人来说，这些债券能够带来巨大的收益。
毫无疑问，米尔肯的工作对整个社会大有裨益。根据格伦·雅格的说法，垃圾债券“让很多小公司能够获取资本，并因此获得许多以前只能是美国那些最大的公司享有的优惠。垃圾债券变成了社会和经济变革的重要角色"。
在年，财富）杂志承认：事实是，虽然你可以在米尔肯在他20世纪80年代的全盛期到底是圣人还是罪人这一问题上持不同意见，然而你无法反驳的是，他所创造的垃圾债券市场的重要性。"我们详细地审查了商业贷款。”
米尔肯这么说。他说得没错。再看看他用垃圾债券资助的那些公司！在电缆行业和手机业初创期都有他的身影。正是米尔肯的垃圾债券iMCI通讯与ATT公司竞争成为可能。他支持了特纳广播公司和麦考通讯公司这样的企业，因为他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他的同样的融资方式也用来支持公司的兼并。年《威廉姆斯法案》令公司兼并变得非常困难，并由此（借用经济学家穆雷·罗斯巴德的话）“牢牢固定了保守低效企业经理人的统治和不顾股东财务权益的态度"。
但在公司兼并中，外部的财务利益也要追求股东支持，以反对难以变通有反应迟缓的经理们，这样便为任意管理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审查。米尔肯第一个采用高收益债券来从财务上支持公司合并。
那让企业家们能够更容易兼并一些公司，赶走那些反应慢、只关心自己的安全和好处、不顾股东利益的职业经理们。
米尔肯为自己树敌良多的理由很多。首先，大银行可不高兴米尔肯资助兼并的方式，因为通过在开放市场上流动高收益债券，他完全越过了银行。
其次，他的债券与其他公司的债券竞争，那些公司当然会轻蔑地把米尔肯的债券称为“垃圾”债券。而被嫉妒冲昏头脑的媒体，也对米尔肯极高的收入大做文章-他要是能够在那么短时间内赚那么多钱，那他一定是个骗子。
就连戴维·洛克菲勒-是的，很荒谬-都被人听到在抱怨："如此无与伦比的收入肯定不可避免地会让人想问，我们的金融系统运作是不是有什么失衡的地方。”罗斯巴德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它的确会引发质疑，但大概不是洛克菲勒所想的那些。
它对于我们现存金融和企业精英们所享受的失衡的政治权力提出了严重的质疑，这样的政治权力能够说服联邦政府的强制之手来压制、削弱甚至直接把那些唯一“罪行"只不过是通过促进资本从低效公司转移到高效率人士手上来赚钱的人投入监狱。
当有创意、产量高的生意人被骚扰、被关进监狱，而强奸犯、抢劫犯和杀人犯却道遥法外时，这个社会的确存在了什么东西是大错特错的。米尔肯发现自己被控98项证券欺诈和非法获取钱财罪。
而最终定罪的是6项无足轻重的小控罪，即便是这几项罪名，也只不过是技术性细节，以前从来没有人因为这些罪名而坐过牢。
米尔肯在媒体和政治集团的欢呼下获刑10年（后来减刑到两年），而他其实根本没有触犯什么法律。这更能说明，20世纪80年代更多是嫉妒的10年而非贪婪的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