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玉璐
“三次分配不是‘劫富济贫’，更不是‘打土豪、分田地’。”
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三次分配”相关话题引发各界广泛讨论。
何为三次分配？三次分配有何作用？如何构建三次分配的制度体系？
8月26日，针对“第三次分配到底如何分配财富”话题，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系主任韩文龙做客《中国经营报》触角财富公开课。
他强调，三次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有利于调节收入差距，促进社会稳定和公共事业发展。但三次分配不是“劫富济贫”，普通公众也是重要参与力量，要防止“逼捐”和“道德绑架式慈善”，需要进一步完善三次分配的激励、规范和产权保护体系。
实现人民共富的重要补充形式
到年，“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
这是十九大就共同富裕所提出的目标。人民共同富裕如何实现？
韩文龙认为，立足新发展阶段，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是在高质量发展中，进一步“把蛋糕做大”。同时也要构建好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的基本分配制度。
他介绍道，初次分配主要依靠“无形之手”——市场，即多劳多得，效率至上，但这容易造成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进而影响社会稳定。因此需要政府发挥调节作用，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社会保障手段进行再次分配，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三次分配可以发挥调节收入差距的补充作用。
韩文龙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三次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和补充形式，有利于进一步缩小社会收入差距，凝聚社会力量，促进社会和谐。
参与三次分配的主体包括普通民众
那么三次分配有何内涵与定义？都由谁来参与？又有哪些实现形式？
韩文龙的观点认为，三次分配是指在法律、道德、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和驱动下，在自愿原则上，高收入群体、企业（家）、普通人群通过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行动、社区公益等方式，参与济贫扶弱、民生事业、公共福利、教育医疗、科学研究、技术创新等的社会行为，是社会财富由高向低流动的动态平衡方式。
三次分配的实现形式也是多元多态的：包括民间捐赠、社会慈善、公益基金、大学校友基金、科研基金等。在网络化、信息化时代，网络公益众筹也发展迅速，有利于普通老百姓更便捷地参与捐赠、慈善、和公益活动。
从韩文龙的总结来看，第三次分配的参与者不局限于企业家和高收入群体，普通民众同样是重要的参与方，且社会效果明显。
从国际经验来看，企业为主体的捐赠规模比较大，同时也呈现出捐赠和慈善“平民化”和“中产化”的变化趋势，“即普通老百姓参与捐赠、参与志愿活动、社区公益的热情不断提高，规模越来越大。”
在中国，“从善如流”的风气也蔚然兴起，整个社会对捐赠、慈善、社区公益、志愿行动等越来越重视。“实际上在我们的慈善捐赠、公益服务、志愿行动中普通百姓占比也是比较大的。”韩文龙说。
在年福布斯中国慈善排行榜，位企业家和企业现金捐赠总额是.1亿元，比去年的.1亿元增长37%，且捐赠数量和规模越来越大，捐赠对象包括医疗、环境、民生、扶贫、科技等。面对地震、洪水灾害和新冠疫情，全社会的捐赠、慈善、公益也越来越多。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社会的财富规模和整体物质水平在不断提高，亿万富豪的数量与美国不相上下，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人们参与慈善和捐赠的意愿在不断增强。在韩文龙看来，这都为第三次分配提供了坚实基础。
他认为，中国第三次分配的总体现状良好，发展趋势积极向上。
谨防“逼迫捐款”和“道德绑架式慈善”
尽管三次分配在调节收入差距、促进公共事业发展上发挥了重要的补充作用，但韩文龙强调，中国捐赠和慈善的规模有待提高，三次分配的定义、制度、体系仍待补充和完善。
“如果大家热衷于慈善、捐赠、公益，社会整体面貌是积极向上的，社会关系也是比较和谐的，不会出现仇富心态，也不会出现仇富的事件。社会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社会公众与企业组织之间也有较好的互动，如此一来社会就会比较和谐稳定。”韩文龙表示。
他还指出，慈善捐赠也为教育、医疗、科研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资金支持。从全世界来看，不少顶尖大学的主要经费来源是大学基金运作所获得的收益，尤其校友捐赠占比较大。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不少顶尖高校近年来也获得不菲的校友捐赠。
所以充分、有效的第三次分配，对教育、医疗、科研等领域的发展具有重要支持作用。
但韩文龙提醒，第三次分配不是“杀富济贫”，不是“打土豪、分田地”，要遵循自愿原则，完善相关法律等体系制度，鼓励多种社会主体参与其中，并获得制度性的产权保护。
韩文龙坦言，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捐赠和慈善的规模有待提高。从世界捐赠指数来看，年时中国排名比较靠后，经过10多年的发展，中国排名在不断进步，但仍与经济发展规模不匹配。头部企业、高收入群体和普通民众等参与捐赠、慈善、公益等方面的积极性还有待提高。
“第三次分配是社会的‘文明之手’，贵在‘自愿’。”韩文龙指出，第三次分配是要引导、鼓励和支持有钱的组织、企业、高收入群体去做慈善和捐赠，但是不能用道德绑架等方式逼迫。
坚持自愿原则外，完善制度也很重要。目前，国内社会捐赠、慈善和公益的规范性和法制性有待进一步加强，一些公益机构和受捐助单位的规范性、透明性等有待提高。
此外，激励和引导主体参与第三次分配的财政、税收制度有待完善。
韩文龙举例道，发达国家有比较完整、完善的财产税、遗产税法，如果遗产留给子女或后代，遗产税可能非常高，可以高达50%，甚至更高。但如果通过捐赠，包括捐给公益基金、慈善基金、大学、科研机构等，可以免税或抵税等，这为民间捐赠和社会慈善提供了重要的税收激励。
同时，韩文龙提到，目前部分人对第三次分配感到焦虑，担心自身的财产安全，这就要求准确理解和定义“三次分配”的内涵，增加民众创造社会财富的信心，完善第三次分配相关的产权保护体系，实现“三次分配”的制度化和法制化。
他表示：“产权保护好了以后，大家才有创造社会财富的动力和积极性，这个社会才能够安全、稳定。产权保护好了以后，有意识、有意愿的人才愿意进行捐赠，进行慈善事业，开展社区公益或者志愿行动。”
（编辑：黄玉璐校对：颜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