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表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披露，经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全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亿元，比上年增长8.1%，考虑到年疫情因素，两年平均增长5.1%。全年人均GDP元，比上年增长8.0%。实现国民总收入(GNI)亿元，比上年增长7.9%，人均元。
人民银行公布的年美元兑人民币全年平均汇率为6.。据此推算，年我国GDP为亿美元，人均GDP达到美元。GNI为亿美元，人均GNI达到美元。这是中国人均GDP和人均GNI历史上第一次超过1.2万美元大关。
一、高收入国家的门槛除了年GNI超过美元，此外还有更丰富的内涵。
高收入国家的标准是在年以后，由世界银行制定和公布的人均收入即人均GNI标准。按照世界银行在年7月份公布的最新标准，年的人均GNI超过美元，即成为地球上的高收入国家。
人均GNI达到高收入国家标准，意味着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这一提高不仅体现在GNI达到标准线上，还体现在涉及居民消费质量的以下方面：
一是人均收入与GDP的比例较高，最终消费率较高。
达到高收入标准的国家，居民消费需求旺盛。消费旺盛的根源，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劳动者收入占比较高，一般会超过55%，处于55-65%之间。在GDP构成中，最终消费率也比较高，一般都会超过75%，消费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世界银行多年的发展报告显示，一般高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与人均GDP的比例，都在60%左右。比如依据美国商务部人口普查局发布的数据，美国居民家庭的年平均收入约为9.7万美元，同年美国居民的人均收入为3.86万美元，人均GDP为6.3万美元。年美国居民的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为61%。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报告，高收入国家的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即最终消费率一般在80%左右，发展中国家一般也在70%以上。年美国的最终消费率为82.4%。
二是消费结构明显改善。
达到高收入标准国家的居民消费需求，已经实现了从物质需求转向精神需求的重要转型。维持生命需要的恩格尔系数极低，文化消费、精神消费已成为提升国民幸福感的重要途径。
衡量消费结构的主要指标是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支出在消费总支出中的占比。当今世界，主要国家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一般不超过20%，高收入国家的恩格尔系数普遍在15%以下，只有少数国家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超过30%。
一般来说，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越高，初级农产品价格及食品价格对居民家庭经济负担和生活水平的影响越大，还反映出居民整体生活水平不高，获得感不强。人们除了保证吃饱穿暖之外，其他方面不敢消费，或者消费意愿不足。
三是社会福利制度基本完善。
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民众的生活更加美好。福利制度依赖于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就不可能构筑完善的福利制度。
社会福利制度在人类历史上早已存在。这一制度的初衷并非是为了让人们不劳而获，而是为了照顾社会上那些最贫困无助的人群，让他们得到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这既体现了社会关怀，也有利于社会稳定。说得更通俗一点就是为困难人群“兜底”，为普通大众解决后顾之忧。无论在哪种社会制度下，为民众提供基本的保障福利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以高额累进税、完善的社会保障政策来缩小贫富差距、缓解劳资矛盾和重启经济的凯恩斯经济学，基本是高收入国家标配的经济制度。在达到高收入标准的国家，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全面进步。
二、从人均GNI数据看，我们接近了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但从体现高收入国家内涵的指标看，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
年，我国人均GNI为美元，距离高收入国家的标准仅差美元、2%。不用一年时间，我们就可以轻松跨越这一标准。即使年世界银行适当调整这一标准，我相信年我们的人均GNI收入，百分百能够超越世行新的高收入国家标准线。
因此，仅从人均GNI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在年一定会从中高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但是，如果我们从高收入国家丰富的内涵来分析，因为我们独特的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简单外延式发展模式所限，我们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并未带来对应的居民生活质量的改善。
1、从居民收入占GDP比例看，我们才达到高收入国家门槛的58%。
自年统计局首次公布城乡统一的居民收入以来，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基本保持在41%~45%之间，与发达经济体60%以上的占比标准仍有较大差距。
如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人均GDP元，人均收入与GDP比例仅有43.3%。比同年美国的61%低17.6个百分点。亦即如果我们的经济总规模不变，如果能够通过缩减政府支出比例，扩大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占比，将人均收入与GDP的占比提升到60%，年我们的人均居民收入就可以从元增加38.6%，达到元。再说得更通俗一点就是，同样达到高收入国家的人均GNI标准线，其他国家的人因为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比高，与我们相同人均GNI的国家，他的居民收入比我们要高38%以上，消费能力也比我们强38%以上。
2、从消费率指标看，我们才达到高收入国家底线的70%。
近30年来，，我国以较高的投资率，换取了较快的经济增长。消费率呈现出稳步下降的趋势，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大约在55%～60%之间波动。这是一种以牺牲社会消费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一种居民获得感较差的、难以持续的发展模式。而发达国家的消费率一般都在75%以上。年全球平均消费率也达到了75%。
年，我国GDP中的最终消费率为54.3%，大大低于发达国家75%以上的水平。只达到欧洲平均消费率的73%，北美平均消费率的67%，全球平均消费率的72%。国民消费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大大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3、从衡量生活水平的恩格尔系数看，我们才达到发达国家的67%。
恩格尔系数是衡量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与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密切相关。
目前，世界上主要国家的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一般不超过20%，发达国家的恩格尔系数普遍在15%以下，只有少数国家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超过30%。
上图是在经济学人杂志公布的年22个国家的恩格尔系数。高收入国家的恩格尔系数基本上都低于20%。比较贫穷的非洲、巴基斯坦等恩格尔系数都在40%以上。
根据年《国际统计年鉴》转引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最新的数据，年美国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不到9%，日本虽然食品价格水平居世界高位，但年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也不到18%。
比较而言，近年来我国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平均值一直维持在30%左右，严重偏高。年，中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30.2%，远高于高收入国家20%以下的水平。
从单纯的恩格尔系数来观察，年我们的恩格尔系数30.2%，比年美国的恩格尔系数24.3%还要高，这从侧面反映了我们的GNI虽然接近了发达国家标准，但生活质量还停留在发达国家60年前的水平。
4、从社会福利支出看，我们只达到高收入国家底限的约40%。
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处于1万美元到2.5万美元之间的国家，平均来看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一般都在20%以上。欧盟国家的平均社会保障水平都超过了25%，有的国家还超过了30%。在高收入国家，美国的社会福利支出比重是较低的。年，美国的社会福利支出达到亿美元，占当年20.95万亿美元GDP的20.3%。
年，人均GDP仅亿美元的巴西，其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20.1%。年，中国发放失业保险亿元，养老金支出亿元，医疗保险支出亿元，工伤保险支出亿元，生育保险支出亿元，城乡养老保险支出亿元，合计福利支出亿元，在当年.4万亿GDP中，仅占7.8%，大约为美国社会福利支出比例的38%。
当然，也有比我们的社会福利更差的国家。比如，年人均GDP仅美元的印度，其社会福利支出占比约为7.1%。这个国家的人均GDP比我们低84.4%，社保支出占GDP比例比我们低9%。
三、切实调整国民收入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占比，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中国迈入高收入国家门槛的必修课。
国民经济稳步增长，我们人均GNI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标准的98%。到了年1月份，我们就可以在媒体上自豪地向全世界宣布，14亿人口的中国，已经迈入了高收入国家门槛，成为高收入国家的一员。这的确令人兴奋，让人自豪。
但我们兴奋过后冷静下来，我们是否应该摸着我们的心，好好想想：除了京津沪深，除了超过平均收入的那30%的人群，其他的大多数中国人，过上了发达收入国家的生活了吗？即使把高收入人群算进来，从居民收入与GDP比例看，我们才达到高收入国家门槛的58%；从消费率指标看，我们才达到高收入国家底线的70%；从衡量生活水平的恩格尔系数看，我们才达到高收入国家的67%；从社会福利支出看，我们只达到高收入国家底限的40%。
这些数据告诉我们。我们披上了高收入国家的华丽外衣，穿在身上，还太大，显得松松垮垮，空空荡荡。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发育成熟，还处在中等收入阶段。让我们的身体发育长大到与高收入国家豪华外衣匹配的程度，还需要好几年甚至上十年的时间。
让我们的身体顺利健康地长大到高收入国家的标准，我们还必须在以下方面继续努力。
一是要继续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水平。
工资性收入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因为我们还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有些生产要素还处于国有垄断阶段，导致我们目前的生产要素价格还不太合理，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过程中，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比重偏低。这个不合理体现在，垄断性的资金价格过高，市场化的劳动力价格太低，这是我们的居民收入与GDP比例过低的主要原因。
我在《将资金价格降低到实体平均利润率之下，是解决宏观经济问题的有效解药》一文中分析过，年，金融系统获取的利息总额为1.08万亿元，占当年GDP的9.77%；年，中国金融系统获取的利息总额为14.69万亿元，占当年GDP的14.46%。20年时间，资金价格在GDP中的占比增加了48%。
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约元，人均GDP元，收入占GDP比例为53.8%。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人均GDP元，人均收入在GDP中仅占43.3%。20年间，劳动力价格在GDP中的占比下降了19.5%。
劳动力价格占比下降，是企业的责任吗？实体行业的营收利润率，从年的5.65%，下降到年的3.33%，16年来，实体行业的利润率指标下降了将近一半。16年间，实体行业的算术平均营业利润率为6.55%，而金融部门的算术平均社融利率为9.15%，比实体行业利润率高39.7%。
很显然，并非企业逐利压低了劳动力价格，而是因为资金来源于垄断性的银行，资金价格为垄断性定价。而劳动力价格是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垄断的资金价格在GDP中的占比不断扩大，而挤压了市场竞争形成的劳动力价格在GDP中的占比。
因此，如何有力地压低资金价格，将资金价格让出的利润分配给劳动力，这是我们的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政策必须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二是要鼓励个体私营企业的经营与发展，不断提高居民的经营性净收入。
随着带有资本优势和不正当竞争优势的电商的高速发展，个体和私营企业的经营环境迅速恶化，越来越多的小微实体企业破产倒闭，小老板们被电商干到后，成为被互联网平台控制的灵活就业人员。
依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获得的经营性净收入元，在总收入中占19.6%；到年，获取的经营性净收入为元，在收入总额中占比下降到16.5%。下降了15.8%。
10年来，电商成交额从6万亿增长到43.8万亿，增长了6.3倍。但居民经营性净收入从元增加到元，仅增长1.2倍。只有电商增速的19%。
电商的发展并非让天下难做的生意好做了，而是让天下的生意人挣不到钱了，成为影响居民收入增长的重要的负面因素。
三是要通过遏制炒房现象，发展、完善金融证券市场，增加居民财产性净收入。
财产性收入占比偏低，是中国与高收入国家居民收入结构差异的主要表现。根据广发银行《中国城市家庭财富健康报告》统计，对比年中美居民收入构成情况，中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为8.4%,美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超过16%，接近中国的2倍左右。
与高收入国家相比，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偏低，主要是因为金融资产在家庭总资产中占比仅为11.8%，在美国这一比例为42.6%。中国居民资产70%集中在房产和存款上。相对而言，高收入国家居民在证券市场和保险养老计划上的资产分配占到80%。
20年来，依靠不断增加的居民信贷杠杆支撑起来的急速上涨的房价，是导致中国居民资产配置集中于房产，而较少配置证券资产的主要原因。这在我们消化房地产泡沫，让高烧的房地产风险软着陆的过程中，对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还会产生进一步的挤压的影响。但不经历这个过程，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始终难以快速增长。
四是要尽早并轨体制内外差异巨大的社保制度，增加全体居民的转移性净收入。
尽管在东方大国的思维理解中，西方福利社会是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一个环节，目的是以拉动需求对治过剩性危机。但抛开目的不谈，高收入国家的趋于完善的福利制度，的确维护了人的尊严，促进了人的自由发展，并因此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持续进步。
虽然西方走向福利社会，是资本主义迫于发展压力的自我革新，过程非常痛苦曲折；而中国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一以贯之的自觉奋斗和追求，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但实现共同富裕，离不开公平的、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这方面，我们与西方的福利制度差距不小。
美国为什么消费率高，因为美国人没有养老的后顾之忧。美国以中国四分之一的人口，拥有养老金池子的规模是GDP的%，而中国只有GDP的10%。年，美国的社会福利支出占当年GDP的20.3%。而我们才达到7.8%。
我们的养老金制度还存在三轨制，这导致了我们低水平的社会保障体制中明显的不公平。
社会保障水平较低，是摆在我们迈向高收入国家道路上的最大路障。只有拿出刮骨疗毒的勇气，改革行政管理体系，压缩庞大的行政开支，将不公平的三轨社保体制并轨，将财政支出中的一半左右用于社会保障支出，才能搬开这个路障，让14亿人真正迈向与高收入匹配的高品质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