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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hjnbcbe - 2025/3/7 18:50:00

来源:一财网

工业化-生育率悖论几乎是工业化国家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需要对这一过程的艰巨性有充分预期。

首先需要指出一点,普查数据、小普查数据、年度数据口径不同,不可混用。普查数据10年一次,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存量数据一次性修正”。比如按年底总人口的万人,比年底增加万人(正常年份每年增加万~万人)。实际上,这万人并不是年一年增加的,它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存量数据统计的修正。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人口共万人,与年的万人相比,增加了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

我们需要简要了解普查口径和年度口径的关系。

根据国务院年颁布的《全国人口普查条例》,人口普查每10年一次,位数逢0的年份为普查年度;在两次人口普查之间开展一次较大规模的人口调查,也就是1%人口抽样调查,又被称为“小普查”。在不进行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的年份进行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

不同口径的数据是不可直接混合计算的。

比如年初,统计局公布的年总人口数为万人;而年4月20日《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公布的“小普查”数据显示,年人口总数为万人。

存量人口的万人,以及年比年增加万人(年比年增加万人)这两个数字都超出前期市场过于悲观的预期。过去10年净增加人口几乎持平于再往前10年(只少了万人)。当然,这很大程度上与、年二胎政策所带来的短期人口脉冲有关。年之后新生儿人数逐年下降的趋势还是十分明显的,增量形势仍比较严峻。

年、年新出生人口分别为万、万人,比~年年均值高了万人左右,比~年的年均值高了万人。

年之后,新生儿数据下降比较明显,年、年、年分别为万、万、万人。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5月11日在发布会上表示,年以来出生人口数量有所回落。初步汇总数据显示,年我国出生人口为万人,这个规模依然不小。

万人是确切数还是约数尚待详细数据,按照万人,则环比年下降18%左右,大致符合预期。

年2月8日,公安部户政管理研究中心发布《年全国姓名报告》,报告显示截止到年12月31日,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5万人。年同一口径数据即户籍登记的新生儿数为万人。这意味着这一口径下年新生儿下降15%左右。

年新出生人口的下降是三个因素的叠加,第一个因素是疫情影响。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出生率在年均出现显著下行,出生率历史新低的情况比较普遍。疫情影响出生率主要缘于产检医疗条件的变化、收入预期的变化和未来不确定性的上升导致推迟生育计划。数据显示疫情导致较大比例欧洲育龄夫妇推迟育儿计划。另一个可参照案例是年非典,北京地区出生率从年的6.6‰大幅降至历史最低点的5.1‰。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对年初的影响会落在年,二季度起的影响主要落在年,年出生率数据可能会继续偏低。

第二个因素是育龄人口的代际下行。由于国内出生人数在年是一个高峰,和年之后曾出现两轮明显下行,这对应年后育龄女性人数的变化以及这轮新生儿人数的快速下降。

第三个因素是工业化-生育率悖论。这几乎是工业化国家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需要对这一过程的艰巨性有充分预期。比如韩国粗出生率已从年的22.6‰降至年的6.4‰,印度粗出生率已从年的36.2‰降至年的17.9‰,越南粗出生率从年的31.9‰降至年的16.8‰(相当于中国年前后水平)。欧美下降较慢,但同样处于下行趋势中,美国、、年分别为18.4‰、15.9‰、11.6‰;德国同时段分别为13.4‰、11.1‰、9.5‰。

以总和生育率来看,年美国、韩国、印度、越南分别为2.1、1.7、3.6、3.6,年分别为1.7、1.0、2.4、2.1。总和生育率显著偏高的国家,如尼日尔、索马里、刚果(金)、马里、乍得、安哥拉、布隆迪、尼日利亚,均属前工业化国家。

简单来说,第一个因素代表“生育条件”,属短期扰动,估计主要影响~年;第二个因素代表“育龄基数”,需要及时、迅速进行政策调整,否则下一个阶段压力会进一步加大;第三个因素代表“生育意愿”,它作为一个全球难题的规律性被很多人所忽视。但恰恰是这种规律性意味着挑战会更大。它可能和一系列内生原因有关,如现代社会体力劳动边际回报率下降、女性劳动参与率上升、住房和教育成本上升等,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说还有一个原因是流动人口比例偏高,年轻人面临“打工-返乡-结婚-生子”“城市就业-买房-结婚-生子”两种典型路径,均会导致婚育年龄偏晚,从而带来生育率的变化。

所以,出生率和生育率下降具有内生性,对这一过程的艰巨性要有充分预期。

从这个框架去理解,要影响人口曲线,一要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二要有针对性地瞄准“工业化-生育率悖论”,比如通过一系列组合政策降低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通过降低住房成本、教育成本、提升教育资源可得性来降低年轻人生养育的成本预期;通过更广泛的城市群建设,推动工作机会的区域多元化,降低因人口流动模式固化导致的代际晚育的现象。

政策似乎也已在框架上瞄准这两个方向。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十四五”规划建议稿指出“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未来相关政策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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