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授权转载自硅星人（ID：guixingren），作者：杜晨
“如果你是来听我讲‘科技怎样一劳永逸解决所有问题’的，那么你现在就可以走了，”普利西拉·陈(PriscillaChan)说道。
所幸，台下超过观众半数的女性仍然对她目不转睛。
当普利西拉·陈第一次站上西南偏南大会（SXSW）的舞台。初次亮相，她就带来了一个巨大的议题：如何让系统变得更公平？
更具体来讲，在这项可能长达一个世纪的使命中，如何利用硅谷乃至全世界的科技力量，从而加速进程？
没人比她更适合探究这个议题，并非因为她是硅谷科技精英马克·扎克伯格的妻子，而是她的另外一重身份：作为教师、儿科医生和慈善家的普利西拉·陈。
作为陈·扎克伯格基金会(ChanZuckerbergInitiative,CZI)的联合创始人，陈在这个慈善机构当中投入的精力远多于自己的丈夫。她一手组建起了CZI的创始团队，确定了教育个性化、科研加速和促进司法公正这三个努力方向，并且至今仍参与这三个方向团队的讨论和重要决议。
CZI并不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慈善机构。和刻板印象中的基金会相比，坐落在硅谷腹地的它更像是一家商业化运作的初创公司。
比如员工以她们（没错，女性员工居多）的项目改变了或有望改变多少人的命运，而不是为基金会花掉了多少钱为考核指标。再比如，据陈介绍，除了聚集了教育科学和司法三大方面的专家之外，CZI每个部门也有自己的产品经理、项目经理、设计师和工程师，而且对数据科学家有着大量的需求——前提是他/她们来自不同族裔、阶级、群体，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满足让CZI集思广益快速前进的需求。
在这种风格接近硅谷科技公司，员工构成却又差异极大的环境中，陈得以在CZI内部以及它所资助的项目里推崇一种名叫“激进合作”(radicalcollaboration)的组织文化。
它的意思是多样化的员工构成+由谦虚和批判精神所指引的“随时打断，不懂就问”文化。因为CZI正着手解决在教育、科学和司法公正这三个复杂领域里极其庞大的，结构性和制度性的问题，她们必须保证高效且万无一失。
“我发现我的手下什么都懂，甚至质疑这里是否还需要我，”陈在台上告诉CNN记者PoppyHarlow，正是这种文化推动了CZI的高速前进，让这家创办刚满三年的基金会已经资助和自研开发出十多个项目，并取得了喜人的进展。
教育：获得机会，改变命运
CZI支持的明星项目其中之一，就是SummitLearning。
普利西拉·陈曾在圣何塞一家小学任教，对自己4年级班里的一位男孩印象深刻：“他总是那么聪明、那么活泼，感觉整个人有使不完的精力。他进步的太快了，以至于不仅别的孩子跟不上，我也满足不了他对于学习新知识的需要了。”
这个孩子开始变得多动，最后自己只能罚他在教室里跑步，”我发现只有让他失望，才能让别的孩子不失望。那一刻我感觉到自己太失败了。“讲到这里陈的眼睛有些泛红。
年底CZI创办。不久后，陈就盯上了SummitLearning，一个在当时只有一个公校联盟十来家学校正在试用的在线学习软件。
和其它传统教学软件相比，SummitLearning有几大特点，其一是学生可以看到一整年的课程，和老师一起自订学习计划，而非被老师的备课内容绑定；其二是它试图针对同一课程创建不同格式（文本图像、podcast或视频）的”教材“，更适合已经习惯消费数字化多媒体内容的孩子们。
SummitLearning截图
这些要素打动了亲身经历教育失败的陈，CZI很快就联合工程师、教育工作者一起协助SummitLearning软件的新版开发。统计显示，使用了SummitLearning的后进生在一年里的成绩平均提高了17%-20%。现在，SummitLearning已经蜕变成了全美家公校、3,名教师和超过7万学生采用的定制化教学项目，也成立了单独运作的非营利机构。
陈或许自己不是最好的老师，但她不失为一个优秀的教育项目投资者。CZI赞助SummitLearning项目成长的过程，参照并在其基础上改进的，正是硅谷流行的”孵化“概念。
对于慈善家的身份，陈倒是没那么看重。她在介绍自己时仍喜欢先说”我是一名教师“或者儿科医生，之后才是CZI的联合创始人。她对教育的确看得很重，甚至自己在房租居高不下的硅谷，创办了一家面向低收入家庭和前科人员子女的非营利私校“ThePrimarySchool”。
在陈看来，教育何其重要，”我自己是难民的子女，父母从越南逃难到美国（陈是越南华侨），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实属幸运。我也是家中第一个大学毕业生，因此我深知教育能够对人生轨迹，对命运带来怎样的改变。“
当被问及在哈佛大学一度濒临辍学时，她讲出了自己的人生格言：”我意识到大学教育的门槛极高，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我一样获得在这里读书的机会。如果我能（在这所大学里）活下去并成功，我将获得能力去打破阻碍，为其他人打开一扇门。从此，我便致力于为其他人创造机会、搭建平台。“
科学：我们要在本世纪内治愈所有疾病
”每一年在生物医学上都有数以千计的论文发表，它们记录了人类对于伟大生命不断增长的见解。但是我们发现，一个研究者想要随时保持这些知识的更新是非常难的。一方面论文太多很难阅读，另一方面实验室与实验室，团队与团队之间没有稳定持续的沟通。“普利西拉·陈认为。
这导致了每年有大量知识被共享出来，却没有真的被共享的尴尬现状。
在陈看来，科学，特别是生物医学方面的研究，更加需要”激进合作“。为此，CZI在年收购了Meta，一家致力于将科学知识的价值从论文解放出来的创业公司。
Meta使用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已公开发表的生物医学论文进行拆解、分析，将其中的知识整理成一个可以更容易访问的知识库。这与陈的想法不谋而合。
现在，医学研究者们可以在自己的设备上随时浏览由AI生成、专为自己研究方向所定制的论文知识库和时间线。这个服务对于CZMeta的合作伙伴是免费的。
除了Meta之外，CZI也资助了一些的生物医学等科学领域学会，通过成员身份举办更加常态化的学术会议和meetup。在这些聚会上，CZI鼓励不同实验室的团队加强之间的交流，并促进科技科学家、医生与计算机工程师和算法科学家之间的合作，以此实现”激进合作“的理念，拉近硅谷、科技与生物医学的举例。
“在CZI，我们希望能够在本世纪根治所有的疾病。如果不这样合作，我们永远没法实现目标，”陈表示。
司法公正：不要让更多人坠入系统的陷阱
没有什么比一个讲述底层经历触动心弦的故事更能让人们意识到，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系统有多么糟糕。它充满了制度性和结构性的陷阱，足以令一些人永远失去自救的机会。
陈带来了Ingrid的故事。一个黑人女孩，出生在一个被*品肆虐的家庭里，年纪轻轻就因为无人照顾而出现在了救助站里。到了成年的年级，Ingrid成为了一名单亲妈妈，又因为贩*被司法系统扔进了监狱。
终于出狱和自己的孩子相聚后，Ingrid一度以为自己的生活从此会变得更好……然而并没有。社会制度的变化正在一步一步将她继续拖向深渊。工作了一段时间的单位变更了人资*策，不再聘用前科人员。失业的Ingrid一边带孩子一边到处寻找机会，却仅因为一次将孩子放在车里自己进去超市，被判虐待儿童入狱，再次与孩子分开。
说到这里，陈的眼睛已经泛着泪光，“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的司法系统只在犯人被宣判的时候才能与他们发生交集。CZI合作的检察官告诉我们，在调查嫌犯时总是很难找到足够多背景资料，我们不知道嫌犯走到这一步都经历了什么，我们能做的只是用司法系统去惩罚他/她。”
在美国，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有直系亲人曾被收监，而出狱者再犯的比例，高达79%。陈认为，这些前科人员当中很多人本已陷入错误的环境无法自拔，又因为惩罚为主的司法系统剥夺了他们自救的机会而雪上加霜，被推向了一个下行的漩涡(downwardspiral)。”
系统的问题只能从系统内部开始解决。而一个私营的慈善机构又能做什么呢？
第二次入狱后，她意识到自己这样下去只会彻底失去希望，开始用尽一切方法自救。她听说了加州通过的47号草案（后来通过成为法案），能够将一些过去被定义为重罪(felony)的，并不太严重的罪行修改为轻罪(misdemeanor)。通过学习这部法案，她成功为自己争取到了减刑。
出狱后，Ingrid开始帮助教育其他有着类似经历和家庭环境的女性犯人，鼓励家庭成员探监，在精神和法律知识方面为犯人提供帮助，并促成减刑，使得这些女性能够和她们的子女团圆。
Ingrid的经历为CZI提供了灵感。它和其他几个基金会共同成立了一个名叫TheLastMile（最后一英里）的监狱内教育非营利项目，为有意愿的犯人提供编程教育工作——又是一个很有硅谷特色的项目。在俄克拉荷马州惩教部的帮助下，TLM成功进入了当地的一所女子监狱，为服刑犯今后出狱找到工作，从而不再犯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根据该机构最新统计的数字，通过TLM完成了课程的俄州名女性前科人员，出狱后再犯的比例已经降低到了0%。如果在一个外部机构的主导下通过教育的方式可以做到这一点，那么美国的司法系统应该也可以做到。
值得提及的是，汇报CZI在促进司法公正方面工作的同时，陈也表达了对于目前美国执法方面技术越来越先进的担忧。
“现在发生在的司法/执法系统里的技术变革都有哪些？更多的摄像头、监控，更多的大数据等等。这些的确让司法系统变得更高效了。有人曾经告诉我这样一句话：‘如果一个制度不公平，使其更高效只会加重不公平的情况。’(Whenasystemisn’tfair,makingitmoreefficientjusthelpsitgetevenbetteratbeingunfair.)”
想要改变世界，从女性的角度
由于普利西拉·陈这场演讲（以及随后的采访）发生在3月8日妇女节，讨论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她作为女性特别是两个孩子母亲的身份。CNN记者PoppyHarlow向她提问，“作为母亲，为你带来了怎样的改变和新视角？”
陈说自己当过儿科医生，以为自己已经很了解小朋友了——等到真的自己养育了两个孩子，才发现一切对于自己都是崭新的。“我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就是我们总是站在很高的层面去思考很大的事情，很多时候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