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上海名媛拼单群”忽然成了大家津津乐道的谈资。在这些拼单购买奢侈品、打造高端人设的群聊被自媒体揭露遭到全网群嘲的时候，这些关于“假名媛”（fakesocialites）的故事却有些似曾相识。
网传的上海名媛拼单群
这一事件中最大的揶揄点，也正是这些无论在阶级、社会地位还是经济实力上与人们想象的上层阶级群体存在着巨大差异的女性们。她们通过拼单这一行为来冒充名媛，而“拼单”本身就被刻板印象烙上了特定的阶层属性。
正是在这样的错位而导致的“wannabe”（名人明星的崇拜模仿者）行为，触动了人们的神经。同时也触及了无论是存在于当下两性之间，还是社会、消费和阶层流动之中的种种问题。
撰文｜重木
“名媛”的历史
当网友把这些女性称作“拼单名媛”时，其中的嘲讽意味便已经表露无遗。在很大程度上，“拼单”和“名媛”看上去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而两者的结合则泄露出一种“土味”的模仿而遭到嘲笑。
“名媛”一词在明清时期已频繁出现，当时那些出身高门、才貌双全的女性被称作名媛。高彦颐(DorothyKo)在其《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中指出，伴随着明清才女群体在江南的出现，名媛诗词文章成为当时主要由男性构成的文学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由此使得“名媛”成为其后对一个特定女性群体的代称，这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虽然范围有所伸缩，但其中的主要特点却未曾改变：即出身、才学与样貌兼重。
民国时期摩登女性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这一传统产物与现代都市以及其中繁盛的消费文化相结合。由此出现了新崛起的中产或是小市民阶层模仿或是以此自称，从而渐渐赋予了其后我们对名媛的一些刻板印象，尤其是与消费的紧密联系。
《罗曼蒂克消亡史》剧照。
如果人们稍微注意便会发现，当下“名媛”一词本身已经遭到污名或成为揶揄和讽刺的工具，并且不仅仅如传统般指涉女性，也出现了对一些男性的指称。“名媛”的污名一方面与其本身所具有的历史相关，即其与旧社会的联系；另一方面则随着曾经挪用传统名媛的文化资源来进行自我建构的摩登女性群体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遭到污名而使其也受到波及。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名媛”中的旧时代与消费（资本主义）等因素使得它渐渐开始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而直到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以及消费主义再次在中国兴起时，“名媛”才重新出现。
重新出现的“名媛”再次因其所具有——或说是被建构——的社会地位、文化意涵以及其传统资源而受到欢迎，并且成为新的群体和阶层进行自我展现和塑造的重要符号。
其中的一个重要手段便是通过消费来塑造自我（以及其所处阶层）的形象。就如鲍德里亚所指出的，在消费社会中，人们消费的并不是物品的有用性，而是通过消费这一行为以及所拥有的物品来展现自己的社会地位与身份，消费的正是其中的符号意义。“名媛”也正是从这里开始，与其说它所指的是一些特定的人物，不如说它更像是一个拥有着特定内涵的符号，成为人们所追逐和渴望的东西。而这不正是我们在“拼单名媛群”里所看到的现象吗？
“拼单名媛”冒犯了谁？
无论是群本身的“名媛”命名还是在其公告中所展现的对于“名媛”形象的想象和建构，都在展现着参与其中的女性们所期望获得的符号意义。而这一意义并非虚无缥缈的，而是如布尔迪厄在其《区分》中所说的，它们属于“象征资本”。恰恰正是这些象征资本，使得她们能够在社会符号意义上脱离或说是超越其现实生活中在社会地位、资本和性别制度中的有限资源和处境，从而为其无论是在社会流动还是个体的生活改善中增添更大的可能和路径。
网传的上海名媛拼单群
或许也正是这一潜在的越轨和颠覆使得“拼单名媛”们遭到批评，而在这些嘲讽和不屑背后，我们同样能够发现一些陈词滥调。
首先是在对“拼单名媛”们的批评中渗透着悄无声息的厌女症状。这些女性似乎再次符合我们在各种通俗和流行文化中的性别刻板印象——女性通过自身的外貌或是其他行为企图不劳而获，嫁入豪门，从而完成丑小鸭变白天鹅的公主梦；与此同时，当这些“拼单名媛”们利用拼单手段来实现自身难以独自完成的奢侈品或是高档酒店的消费时，传统中认为女性虚荣，依靠奢侈品而非真才实干来维系自身虚假的形象与满足自身的欲望这一观念也再次浮出水面……“拼单名媛”们的行为，也似乎再次证明了那些女性耽湎于消费的刻板印象和污名。
美国学者芮塔·菲尔斯基在其《现代性的性别》中研究了现代女性与消费之间的迷思，并发现在主流观念指责女性沉溺于消费的背后，其实潜藏着传统男权制度对开始进入百货市场和各种商店的女性的不安。后者在消费过程中开始进入公共场合并且在选择中渐渐出现自我意识，从而危及传统的两性制度和区隔。在消费中，并不仅仅只是资本的诡计在引诱或是迷惑着消费的女性们，菲尔斯基指出，那些女性自身同样在其主观能动性中通过消费行为来进行自我塑造和建构，从而促进了现代女性意识的诞生与巩固。
《现代性的性别》，作者:[美]芮塔·菲尔斯基(RitaFelski)，译者:陈琳/但汉松（校译），版本:南京大学出版社年6月
当《新民周刊》采访一个花了元进入名媛群的女孩时，女孩说自己虽然是上海人，但却从没去过那些高档酒店或餐厅，现在通过拼单却可以实现。女孩说：“不偷不抢，花的都是自己辛苦工作挣的钱，都是正常消费活动，有什么不可以呢？”“拼单名媛”们正是通过消费——符合她们所能承担的方法——来实现自身的渴望。恰恰是这一点构成了对于日常制度、日渐森严的区隔以及消费主义的威胁。这一点我们同样可以从宝格丽酒店的申明中看到，在其否认存在拼单多人入住酒店的同时，其实也是在重新展现和塑造自身的高档形象和地位，从而维护其作为一个属于特定阶层的社会空间的地位。
就如亨利·列斐伏尔所指出的，各种不同的空间本身是具有权力属性的。哪些空间是哪些人可以进入或消费的，存在着严格的隐形界限。在连玲玲的《打造消费天堂》中，她发现近代上海的百货公司一方面为所有人——洋人/华人、男人/女人、中产阶级/劳工阶级——开放和供应生活用品，但另一方面在看似中性的物品和消费行为背后，却在消费主义的实践中，被各种因素——如种族、国别、性别和阶级等——区分和不同对待。
“拼单名媛”们通过拼单这一方法所实现的“越轨”性消费，不仅破坏了传统消费模式所潜藏的权力区分力量，而且还揭露了诸如社会地位、阶层形象以及诸如“名媛”这一符号的建构属性，从而也由此能够实现对其的挪用和改造。因而模糊了由不同因素所划定的边界，从而导致混乱引起人们的不满。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们从一个扁平社会转型为精细分层的社会，而其中重要的一个特征便是消费社会与消费区隔。由消费所建构起的区隔、界限和身份认同及其阶层意义在区别于上层与底层的中产阶层中表现得最为鲜明。阶层掉落的风险因为始终存在，而使得处于其中的个体在其社会经济地位都不稳定的状况下，更加会倾向于通过消费行为来强化自身的安全感以及其所能产生的符号和文化象征意义。而这一点，对于生活与工作在大都市中的人们来说往往会显得更加鲜明和紧迫。
消费符号之下的主体意识与能动性
在“拼单名媛”群里，女孩们大都不是上海本地人，有工作，但是月收入却大都在1万以下，大部分是0元左右。这样的收入在上海生活必然捉襟见肘，更不必提消费五星级写字楼、奢侈品店与高档酒店和餐厅。但渴望和梦想却并未因囊中羞涩而消失，而是通过十分实用的“拼单”模式来曲线地获得对奢侈品和高档酒店的消费。在消费社会所提倡的“消费人人平等”的意识形态下，出现这样的行为几乎是必然的。
消费主义本身提供着对其固有消费模式的破坏和改造，尤其当消费者们利用自身的聪明才智来与其斗智斗勇时。对于这些女孩来说，这些行为无可厚非，这是想象可能的生活的一种方法，以及——或许更重要的是——伴随着现代社会流动性的减缓而造成的个体阶层上升困难的无奈和挑战。
就如《三十而已》中所展现的王漫妮，对于她而言，留在上海所可能产生的变化始终十分有限，无论是工作还是个人生活。而当她展现出企图向上晋升的渴望时，也往往会遭到不仅是现实的困境，还有人们对其野心的侧目。为什么一个女性不能表现自己的渴望和野心？无论是在性、个人生活、欲望还是社会价值上，都似乎依旧遭到重重束缚。而导致这一点的不正是规制化的社会以及主流意识形态所塑造的制约吗？因此，“拼单名媛”们如此出格的行为便会遭到无情的嘲讽和批评——她们几乎同时触及了社会为女性设下的诸多“禁忌”。但与此同时，当一个女性实现了自身的社会价值，却依旧会因为没有婚姻和家庭而遭到质疑，甚至污名。
《三十而已》剧照。
与之相比，那些被爆出的各种男性形象包装的新闻、PUA教程中的装成高档人物的男性群体们，很大程度上不必遭受到这一困境。如果我们比较两者的评论以及潜在的观念便会发现，男性的自我包装往往不会受到过分性别化的攻击和指责，甚至可能由此被看作是一个男性积极向上的品质。人们对于男性的奋斗、通过奋斗而改变自己人生和阶级地位的故事总是充满过分的执迷和赞赏。但相似的事情出现在女性身上，则往往被指责是为钓金龟婿、做作或爱慕虚荣。
在男性的PUA教程中，“矮矬穷都能变成高富帅，没有拿不下的妹子”的宣传所透露出的依旧是传统男性希望通过征服或是利用女性来作为自我成功的证明或资本的手段。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把这些男性称为“拆白*”。在陈凯歌的电影《风月》中，张国荣便饰演了这样一个以姿色和甜言蜜语来勾引和哄骗有钱女性的拆白*。而伴随着PUA在国内外的红火，我们在批评这些男性的居心叵测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导致这一现象产生背后的社会以及性别制度中的问题。
《风月》剧照。
如果按照居伊·德波对“景观社会”的批评，我们会发现伴随着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影像物品的生产和物品影像的消费渐渐成为主流的时刻，人们利用物品所建构起的影像和景观开始殖民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消费所形塑出的形象让“拼单名媛”，以及许多“矮矬穷的男性”得以脱离自我现实生活中的有限，而虚拟出一个“名媛”或是“高富帅”的形象，以此作为社会关系和交往的主体来创造一种符号性的生活。而这本身就是把双刃剑。
消费主义在制造着一系列的意识形态为自身的永动运作提供能量，而其中最重要的核心便是它告诉以及制造我们的需求和渴望。
正如齐泽克所指出的，现代资本主义的消费逻辑不再是“我（消费者）想要什么”，而是那些商家和机构在告诉我们“你想要/需要什么”，它们假装知道我们想要什么，并通过各种纷杂精彩的宣传、塑造和媒体广告等来让我们内化这一需求，从而为其提供得以运作的动力。也正是在这一潮流之下，消费市场建构着完美的性别气质和形象、外貌、幸福的标准甚至社会地位和阶级等等，从而成为消费者追逐的目标。
许多人被消费营造的价值观所束缚而遭遇诸多困境和苦恼，在这其中与其说女性更容易上当受骗，不如说是这一陈词滥调本身就在社会性别制度的叙事影响下被塑造为某种集体意识，这再次把女性束缚其中。当我们讨论“拼单名媛”们的虚荣浅薄时，忽略的或许正是在这一消费和形象建构的角逐与互动中，女性们自身意识和能动性所创造出的空间和其涉及的界限，也正是在这里，我们才能看到引起舆论哗然背后的性别阴影以及社会区隔所造成的隐秘禁锢。
这一场操纵着符号和象征资本、撩拨着界限和规制的“wannabe”的“拼单”消费行为，像一道芒刺般戳中了当下人们面对着社会、阶层、消费以及性别等问题时的焦虑不安之处。
作者｜重木
编辑｜走走、李永博
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