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具有想象力的动物。走在路上，我们不必站在城市之巅，只凭借见闻、阅读和记忆就可以去想象此刻的城市是什么样子，哪条街的交通可能拥堵，哪个区域的老年人可能居多。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感受自我和周边世界，概括出周边世界正在发生什么，而我们自己又会遭遇到什么。
用20世纪社会学家、社会思想家米尔斯（C.WrightMills）的话说，这就是一种社会学的想象力——将个人境遇想象为公共议题，在历史中看见人与社会的交织互动细节。也可以称为一种“心智品质”。
米尔斯：“我的主张是，从记者到学者，从艺术家到公众，从科学家到编辑，都越来越期待具备这种心智品质。”
米尔斯（C.WrightMills），美国20世纪社会学家，生于年8月28日，卒于年3月20日。曾在威斯康星大学师从H.格斯和H.贝克尔，年获博士学位。生前长期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其作品《社会学的想象力》是社会科学领域引用率最高的书之一。
60年前的今天，年3月20日，米尔斯逝世，年仅46岁。他是20世纪的“反叛者”。他以《白领》《权力精英》等专著获得学术声誉，而在学术研究之外同时也进行着公共写作，是《纽约时报书评》最为活跃的社会学家。在他逝世60周年之际，我们重读他影响范围最广的经典之作《社会学的想象力》，并以此反思社会科学的想象力。
如果说20世纪是学科专业化不断加深的一个世纪，那么在21世纪，这一进程也并未停下脚步。米尔斯不断反思研究者的主体性问题，批判社会科学对根本性结构和历史意识的忽视，重申思考人、社会与历史的意义。这是米尔斯的遗产。
本文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3月18日专题《找回社会科学的想象力》的B02-B03。
「主题」B01丨找回社会科学的想象力
「主题」B02-B03丨想象力及其问题
「主题」B04丨任剑涛*治学研究的历史视野
「主题」B05丨陈映芳社会学需要更多关于“现代”的研究
「主题」B06丨刘海龙用学术想象力走出传播学的学科焦虑
「文学」B07丨中国式婚姻里，还有多少看不见的女人
「文学」B08丨与伊坂幸太郎一起写小说
撰文
罗东
01
20世纪的风潮
表现20世纪上半叶专业化、理性化悖论的电影《摩登时代》（ModernTimes）剧照。
“任何社会研究，如果没有回到有关人生、历史以及两者在社会中的相互关联的问题，都不算完成了智识探索的旅程。”这是米尔斯关于社会科学的基本看法，也是贯穿《社会学的想象力》十个篇章的基础。我们首先可以把它理解为对某种研究风潮的批判。
此风潮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展现出蔓延的趋势，在50年代一步一步陷入无药可救的地步。过去以智识生活、整体性思想为追求并且有着一些浪漫色彩的知识分子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专家型或技术型专业研究人员。同期，比米尔斯小三岁的同行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也在思考这个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转变。贝尔在当时出版《意识形态的终结》，对此也有专门论述，不同的是，他欢迎专业研究人员的兴起，因为认为他们只追求学科或技术内的知识，并不以意识形态为目的。
《意识形态的终结》，[美]丹尼尔·贝尔著，张国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7月。
米尔斯则毫不掩饰对前人的怀念。在那些距离他还不算远的近世知识分子中，他欣赏的是经济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Veblen）和约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以及一些社会学家，如絮叨啰唆的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Spencer）和敏感纠结的卡尔·曼海姆（KarlMannheim）。而诸如“絮叨啰唆”“敏感纠结”这样的消极词语也是他用来形容这些学者的。
这里之所以说它们是消极词语是因为，专业研究受“理性”和“客观性”规定，凡与此标准不符的特征都被认为是一种“剩余物”，是多余的，也是需要被改造的。当时人们可能怎么也不会预料到，还有一些少数派如米尔斯反而视其为稀缺品质，且试图扭转趋势。毫无疑问，冷静到可怕的、说着“正确的废话”的、似乎“完美无缺”的专业技术人员才是他无法接受的。
米尔斯因此提出他的意见，一言以蔽之，我们必须保持热情，认识周边的世界以及它与我们的联系，也就是发展出一种具有想象力的心智，去理解所处的时代，“即20世纪下半叶人类社会这个令人恐惧却也令人赞叹的世界，它的结构与趋向，它的形貌与意涵，无论这种关联有时会多么间接”。显然，他寄希望于50年代，在批判的同时其实也祈盼它成为转折点，能开启知识生产和思考方式的一个新纪元。
那么，这个新纪元在20世纪下半叶是否来过？
在处于下半叶末端的年，名声大噪的社会学家安德鲁·阿伯特（AndrewAbbott）出版了《院系与学科》（暂译，DepartmentandDiscipline）一书，毫不客气地认为学术研究和发表越来越缺乏热情和冒险精神，在狭小的、封闭的知识领地上“偷猎”，没有能力描述和理解真实世界里的重大问题。
《院系与学科》（DepartmentandDiscipline），安德鲁·阿伯特著，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年10月。
与米尔斯的批判传统一样，阿伯特也通过“今昔对比”表达不满，而且其“昔”同样不是遥远的历史。他当时怀念的是奥迪斯·邓肯（OtisDuncan）年的《美国的职业结构》，虽然对方大胆而错乱地使用了综合同期群分析法（CohortAnalysis）。我们可能以为阿伯特是在说富有想象力的新纪元到达过，只是又离开了，“雁过留声”，影响过一些研究。倘若我们看到他紧接着还提到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年的《社会行动的结构》就会反应过来那只是误会。
要知道，《社会行动的结构》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可是头号批判对象。阿伯特也承认这本书的理论诠释臃肿而妄诞，然而，他的怀念是另有说法的。从前的研究者还有不同的论述风格，而当阿伯特站在20世纪90年代时却发现，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风格是那么整齐划一，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一步，研究者只为某个系数感到兴奋，因为那可能在业内已然意味着“关键性”突破，哪怕只是论证了一个连中学生、出租车司机或店铺老板也能随口说出的道理。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关心社会科学的人其实都可以去寻找除去格式、模型和专业术语还剩下的，还能提供给读者的内容。
02
21世纪的洞穴
在年，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C.Scott）接受*治学家理查德·斯奈德（RichardSnyder）的访谈，被问到关于《国家的视角》的尖锐批评。这是一本以故事讲述国家（state）、社会与人的书，在年出版后被翻译为中文等多种语言，而遭到的抨击大多都是方法论混乱、错置因果关系，算不上是什么严格的社会科学研究之类。
斯科特本人不以为然，他在访谈中是这样反驳的：“轻蔑的回答是，如果*治科学最终排除了许多不以某种特定包装或格式出现的关于*治的洞见，那就太糟糕了。”（翻译参考自当代世界出版社《激情、技艺与方法：比较*治访谈录》中文版，年1月）这个回答就像童话《皇帝的新衣》里那句由小孩喊出的话，在揭示着“新发现”或“新理论”这件并不存在的新衣。从研究者、高校学术评审委员会到期刊编辑，都共同参与了这一新衣神话的编织，宣称通过一整套“严苛的”规范和“高深的”概念，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必然得到实现。
有必要提的是，斯科特在年被授予阿尔伯特·O.赫希曼奖。评委会认为他继承了经济学家赫希曼（AlbertO.Hirschman）广阔的学术视野遗产。赫希曼与米尔斯只差一岁，两者都成长于专业研究人群高速发展的时期，却都成为20世纪的反叛者。这一传统当然也延续了一些下来。有的研究者甚至为展现想象力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在年，一本叫《社会想象力的多样性》（暂译，VarietiesofSocialImagination）的书评集横空出世。作者叫“BarbaraCelarent”，据说来自无所不能的“亚特兰蒂斯大学”，她似乎并未受过社会科学藩篱的侵染，大智若愚，肆意发挥，没有路数，试图打破学术写作的陈规。上文提到的安德鲁·阿伯特还郑重其事地为她写了一篇序言，并充当编者，而其实神秘的“BarbaraCelarent”只是他本人虚构的人物，差点让我们落进他的叙事圈套。
《社会想象力的多样性》（VarietiesofSocialImagination），BarbaraCelarent著，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年4月。
在此，柏拉图的洞穴问题再度浮现。
在柏拉图的思考里，洞穴中的“囚徒”处于黑暗和迷信的状态，火在他们身后燃烧，而他们只能够看见投射到墙壁上的画像。借用*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Strauss）的说法，这其实就是人们的日常生活视野，可以叫作自然洞穴。而在现代知识社会，在这个洞穴下方更深处，还出现了一个由人挖掘的洞穴。所谓“在此之后，因此之故”，一个人从进入学科专业训练起，就可能从自然洞穴掉到人为洞穴，唯有取掉身上的枷锁才可能往上爬升，重返自然洞穴，恢复使用生活语言和整体性思维。
我们若往人造洞穴探一探头就会发现，在形式上，社会科学研究由问题、文献、研究假设、测量、分析和结论等格式组成。任何一种研究或发现都以此为标准按部就班，在适当的地方提出适当创新的看法。当然，这保证了学术共同体高效交流的可能性，不必读完全文，只要找到相应板块就可“按需阅读”。国内学者彭玉生的《“洋八股”与社会科学规范》（《社会学研究》年第2期）一文将此形容为“洋八股”，并肯定了它推动社会科学研究规范化的意义——使研究者能戴着枷锁“跳舞”。
就此而言，甚至还可以说，其实人造洞穴也不是最深的，因为在它下面还有一堆像蜜蜂窝似的“人造洞穴群”。每个研究者居于一种人造洞穴，相邻的洞穴尚可往来，再远一些就处于“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他们只有飞出去，离开“自说自话”的洞穴，才能来到统一的、有对话基础的人造洞穴。而学术规范则是推动研究者去往人造洞穴的条件。这也是在世纪之交邓正来等人致力于汉语学术规范化的重要依据，在此前，即便是《社会学研究》《*治学研究》这样的最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也没多少学术规范讲究。
不过悖论的是，当研究者终于来到人造洞穴后，学术规范却成为社会科学下一步的藩篱，阻碍人继续往上升。当然满足于此的人是可以积攒学术界内的声誉。唯有“离经叛道者”拒绝循规蹈矩，踏上冒险之路，试图离开人造洞穴上升至自然洞穴，虽然那也只是墙壁上的画像罢了。这也是米尔斯的主张，他批评抽象的宏大理论和数据实证主义，呼吁社会科学研究面向我们共同所处的现实世界，也就是自然洞穴。
如果研究者终于找到某种形式（“离经叛道”是其中一种）攀爬至自然洞穴，回到我们共同的生活世界，那么，剩下的问题是什么？
03
碎片化的“结构”
第一个问题是“结构”。
20世纪早期德国电影《大都会》（Metropolis）剧照。
“结构”的主要内容是差异分布。我们可以想象此刻站在城市的某座高层大厦，走向窗户，一眼望去，在外面那个可见的世界，有的楼正在改建，有的楼还未封顶，有的楼高，有的楼矮，有高级住宅、写字楼，也有拥挤的平房，而在建筑之间还横七竖八排列着街道。它们组成的就是结构。在社会意义上，如果某个地域范围内的人们在收入、性别、教育等方面有比较大的差异，也就形成了结构。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大多数时候原本就在谈论结构问题。每一项社会调查研究都是收集数据描述一个或多个人群、一个或多个阶层、一个或多个地域，而它们内部的差异，是之所以有必要做调查的前提，哪怕最终差异不显著，至少在提出假设阶段也可能会认为存在差异并对它进行检验、解释。
米尔斯的想法是希望人们都能借助社会学的想象力，“把握世事进展，理解自身遭遇”，能发现和解释“周边世界”，把个体处境想象为某个公共问题。结构性思考方式在这一过程中也就自然形成了。
《历史的逻辑：社会理论与社会转型》，[美]小威廉·休厄尔著，朱联璧、费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年7月。
问题在于，就像小威廉·休厄尔（WilliamH.SewellJr.）在《历史的逻辑：社会理论与社会转型》（见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文版，年7月）中提醒的，人们看见了结构的力量，可是把它视为是决定性的、单数的，而结构是复数的。这启示着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同一个现象其背后有多个结构，为什么是这个而不是那个结构起了作用，当研究者用某种结构去分析问题时，是否会因为价值立场而选择性忽视其他结构。这是米尔斯并未怎么反思的问题。他